2019年12月20日是澳門回歸20周年，國家領導人親蒞澳門祝賀，並高度肯定了回歸以來澳門的發展成績。

國家領導人說：“回歸祖國以來的20年，是澳門歷史上經濟發展最快、民生改善最大的時期，也是澳門同胞共用偉大祖國尊嚴和榮耀感最強的時期。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化，得益於“一國兩制”方針的全面貫徹，得益於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的大力支持，得益於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積極作為和澳門社會各界的團結奮鬥。”

確實，回歸以來，澳門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經濟高速增長、前景穩定，社會欣欣向榮，一派政通人和景象。

從經濟數據看，澳門2018年GDP達到4403億澳門元，和回歸之初的519億澳門元相比，增長了近8倍，年均實際增速高達7.6%；年人均GDP也從1999年的12萬澳門元增長到2018年的67萬澳門元，位列世界前茅。從財政實力看，2018年底，澳門累計財政盈餘達到5056億澳門元，較1999年增長193倍。

與香港相比，香港的發展明顯較為遜色。香港1999年GDP為1657.68億美元，2018年GDP為3629.93億美元，規模增長為當初的2.2倍，年均增長率約3.76%；1999年人均GDP為2.51萬美元，2018年為4.87萬美元，從高於澳門變為顯著低於澳門。

香港未來的前景展望也同樣無法與澳門相比，經歷了超過半年的社會動亂後，香港社會已被嚴重撕裂，親建制的‘藍絲’與支持反對派的‘黃絲’嚴重對立，本地經濟陷入衰退，社會已經難以凝聚有效共識，動亂至今無法完全平息，發展經濟更是無從談起。

客觀來看，即使沒有這次動亂，香港經濟老化、缺乏增長動力的問題已十分明顯，傳統的四大支柱產業，除了金融業還有一定競爭力外，其他的如旅遊零售、轉口物流、專業服務等都不同程度地面臨優勢下降、外部競爭環境惡化的問題，經濟增長的前景本就不大明朗。動亂後，舊有的發展動力不足問題越發嚴重，旅遊零售、轉口物流都受到較大打擊，恢復無期；新的問題如社會分裂、內耗嚴重，香港與內地民眾之間的信任程度下降，合作障礙上升等又出現了，令香港經濟面臨內憂外患，前景暗淡。

反觀澳門，除了傳統的娛樂業蒸蒸日上外，經濟的適度多元化已初見成效，會展業、金融業、中醫藥產業及文創產業等新興產業的增加值總額比2015年增加23.6%，占所有行業增加值總額的8.1%。

澳門本身土地面積狹小，發展空間有限，但加上面積是澳門3倍的橫琴島後，澳門發展空間不足的隱憂得到了極大緩解。中央政府積極支持將橫琴島變為澳門經濟發展的腹地，推動澳門與珠海加強合作，為澳門經濟發展增添動力。繼澳門大學橫琴校區撥歸澳門特區管轄後，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即將啟用的橫琴邊境口岸澳方口岸和他的延伸區，由啟用日開始，亦歸澳門司法管轄，直至2049年12月19日，即澳門回歸50年同期，期滿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可以續期。

主要經濟支柱產業表現良好，新產業發展按計畫推進，經濟發展的長期潛力有所增強，澳門的經濟展望十分正面。

香港和澳門回歸的時間接近，香港1997年回歸，澳門1999年回歸；又都實行“一國兩制”。可是在經歷22和20年的回歸後，卻表現出了完全不同的狀態，香港從社會和經濟層面的表現都不如澳門。尋根究底，香港落後的原因可能有相當部分要歸於香港回歸後的泛政治化和抗拒與內地經濟的融合。

香港事無巨細經常泛政治化的直接後果，是反對派經常對政府的重大政策極力抵制，使得政府難以推動任何涉及重大利益的政策。舉例而言，香港社會最大的問題當屬房屋問題，房屋供應不足、價格高昂，嚴重影響民生。社會上的廣泛不滿，很多都與住房缺乏有關，但每當政府提出開發土地的設想，如填海、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等時，社會上總是有很多的反對聲音，反對派也想盡辦法極力阻撓，務求令到設想難以推進。久而久之，香港的問題就越拖越嚴重；

香港本身的產業結構老化，傳統產業已經成熟缺乏增長空間，要想重拾動力，就需要加強與內地經濟的合作，讓全球大型經濟體中增長速度最高的中國經濟帶動香港經濟的發展。國家也推出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計畫，給香港經濟預留了發展空間，但是，嚴重的社會內耗、反對派所鼓吹的抗拒與內地經濟合作的思想，嚴重阻礙了香港經濟與內地經濟的融合，也令香港經濟失去了發展動力和方向。

國家領導人總結了澳門成功實踐“一國兩制”的四點重要經驗：

始終堅定“一國兩制”制度自信。廣大澳門同胞發自內心擁護“一國兩制”，認同“一國兩制”是澳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
 

始終準確把握“一國兩制”正確方向。廣大澳門同胞深刻認同“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旗幟鮮明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憲制秩序，尊重國家主體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正確處理涉及中央和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有關問題。
 

始終強化“一國兩制”使命擔當。廣大澳門同胞以主人翁意識，自覺站在國家整體利益和澳門根本利益的立場上考慮問題，把成功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作為共同使命，並把這一擔當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緊密聯繫在一起。
 

始終築牢“一國兩制”社會政治基礎。廣大澳門同胞素有愛國傳統，有強烈的國家認同感、歸屬感和民族自豪感，這是“一國兩制”在澳門成功實踐的最重要原因。
 

對照這四點經驗看香港，香港泛政治化和抗拒與內地經濟融合的思想根源，恐怕恰恰就是來自對“一國兩制”的認識有了偏差，走上了畫地為牢、片面強調‘兩制’，或者試圖用‘兩制’對抗‘一國’的邪路。

在目前全球激烈競爭的環境下，各經濟體的發展都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香港病了、陷入內耗和分裂之中，但別的經濟體卻不會坐等香港恢復，如果香港不能迅速克服自身的問題、奮起直追，只會在這場發展競賽中被越拉越遠。

事件一是歷經了超過一年半的中美貿易摩擦後，中美終於就貿易協議文本達成了一致。

根據新華社報導：“中方關於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聲明13日晚對外發佈。聲明說，經過中美兩國經貿團隊的共同努力，雙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原則的基礎上，已就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文本達成一致。”

美國總統特朗普則發推文說，“我們已經與中國達成一項非常大的第一階段協議。”他並在推文中具體寫道，“他們（中方）同意進行許多結構性改革，大量購買農產品、能源和製造業產品，以及更多。25%的關稅將保持不變，其餘大部分產品的關稅將維持在7.5%。”特朗普在緊跟的第二條推文中說，由於雙方已經達成協議，因此原定於12月15日開徵的懲罰性關稅不再加征，而且雙方第二階段的談判將立即開始，而不是等到2020年美國大選之後。

看起來，經過超過一年半的反復折騰後，特朗普終於有些黔驢技窮、被迫接受現實了，中美能夠趕在美國大選前達成首階段協議，符合我們一直以來的預期，畢竟，競選連任才是特朗普眼下的最重要任務，如果貿易摩擦久拖不決，影響到美國農民和利益受損人士對特朗普的支持，對特朗普而言，就難免太不合算了。

但是，貿易協議勉強達成，並不代表中美關係雨過天晴了，總體來講，中美之間的全面博弈仍在激烈進行之中，首階段貿易協議的達成，不過是因為雙方都不願繼續承受貿易戰的代價、有達成協議的需要而已。

有人擔心以特朗普拿協議當抹布的勁頭，就是達成協議也沒多大意思，因為特朗普隨時都可以翻臉將協議拋棄。不過在我們看來，這種擔心可能有些過頭了，中美首階段貿易協議順利履行的機會還是不小的。我們這麼判斷當然不是因為對特朗普有信心，坦白講，特朗普的往跡只能讓人對他不敢有絲毫信心，純粹只是因為履行協議避免在大選期間爆發影響特朗普選情的事件，比較符合特朗普的利益；而對中國來說，仍在面對‘三期疊加’所帶來的巨大經濟下行壓力，也沒有多餘的精力去主動挑起與美國的貿易爭端，因此，從雙方的利益出發，履行首階段協議對雙方都較為有利。

從中美對首階段協議發表的不同聲明措辭來看，美國明顯仍然希望儘快與中國就所謂的‘結構性改革’達成協議，不過我們之前多次說過，所謂的‘結構性改革’涉及中國的經濟主權，中國基本沒有讓步的空間，美國的要求註定不會有結果。

基於雙方對待所謂的‘結構性改革’互相對立的立場，我們認為第二階段談判有結果的機會不大，更大的可能是會久拖不決，大家慢慢消耗時間。

不過第二階段協議難以達成，又未必會影響首階段協議的履行，從近期中美的互動來看，中美都有把各種問題分開處理的意圖，例如美國通過了‘香港人權法案’和‘維吾爾人權法案’，這是公然干涉中國內政，但這種行為並沒有影響到貿易談判，中方僅僅是暫停審批美國軍艦赴香港和制裁美國幾個NGO組織，所以，雖然我們估計第二階段協議拖而不決的機會較高，但特朗普出於選舉利益的考慮，較大可能會採取容忍而非翻臉的態度

總結起來就是，首階段協議以後的談判難有成果，中美關係也難以好轉，由於明年特朗普主要關注選舉，所以中美關係較今年平穩的機會略高。預計首階段協議順利履行的機會較大，但其他方面矛盾照舊，中美大概率將採用分開處理問題方式以避免全面衝突。

事件二是12日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由於明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因此，本次會議格外引人關注。

會議指出，我國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與此同時，會議對明年工作進行全方位部署時，也出現了一些新提法和變化，如提及三大攻堅戰時順序有調整，脫貧攻堅位列首位，說明化解金融風險工作取得相當進展，金融風險不再是經濟工作的首要關注；寬財政、穩貨幣的整體基調不變，但貨幣較前更加寬鬆的信號明顯；針對備受關注的房地產，此次會議也更強調“穩”。

今年以來，中國的經濟數據總體仍處於逐漸回落之中，中國經濟的‘三期疊加’加上中美貿易摩擦都加大了經濟的下行壓力。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精神可以看出：

首先，中央對中國經濟的穩定向好深具信心；
其次，金融風險化解取得一定成績。由於金融風險主要來自於高杠杆，化解金融風險常常意味著降低杠杆，對企業的金融環境構成一定壓力，因此不強調金融風險對經濟的含義就是不再要求降低資金杠杆，對企業融資環境的穩定有利；
第三，財政政策積極和貨幣政策偏向寬鬆都對經濟企穩有利；
第四，會議更強調‘穩’字，說明中央決心採取各種必要手段維持經濟、金融、房地產等領域的穩定，對經濟穩定向好有利。
中美達成首階段貿易協議，為香港股市去掉了一個長期重大壓制因素；未來一年特朗普有可能將注意力轉移到競選連任上，相對減少中美衝突的機會，令市場前景有所改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調，2020年中國經濟有望保持大致穩定，這些因素基本都對港股有利，港股有望在有利因素的支持下，進入上升軌道。

曾子，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賢人，名參，字子輿，是孔夫子晚年的重要弟子之一，儒家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這麼一個提起來就令人肅然起敬的人物，卻在歷史上留下過一個引人深思的小故事。這個故事出自《戰國策·秦策二》，原文是：

“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逾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

翻譯過來就是：有人向曾子的母親報告說“曾參殺人了！”，曾子的母親說：“我的兒子是絕對不會去殺人的。” 沒隔多久，又有一個人跑到曾子的母親面前說：“曾參真的在外面殺了人。”曾子的母親仍然不去理會這句話。 她還是坐在那裡不慌不忙地穿梭引線,照常織著自己的布。又過了一會兒，第三個報信的人跑來對曾母說：“曾參的確殺了人。”曾母心裡恐慌起來。急忙扔掉手中的梭子，端起梯子，越牆逃走了。雖然曾參賢德,他母親對他信任,但有三個人懷疑他，就連慈愛的母親也不敢相信他了。

這個小故事形象地描述了流言的可怕，明明沒有的事情，經過三個人反復渲染和加強，結果就連原本對曾參充滿信心地曾母，也不敢相信兒子的無辜了。

如何避免墜入曾子殺人的陷阱

現在我們正處在一個資訊爆炸的社會，各種假資訊充斥，也可能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在其中有意編造一些虛假資訊，各種虛假資訊互相加強之下，無辜的人們很可能會陷入流言製造的騙局，莫名其妙地被引導去相信一些本來沒有發生過的假像。

有些人會說，我會儘量多找資訊或多加查核的，因此假消息騙不了我。從‘曾子殺人’這個小故事可以看出，即使以曾母對曾子的瞭解之深，信心之堅，也難免不受流言的影響，以一般普通人對一件事的瞭解和有信心的程度，恐怕很難達到曾母對曾子的水準，又怎麼敢肯定可以不被流言所惑呢？

所以，這個小故事形象化地告訴我們，人是很容易被流言欺騙的，隨時都有機會墮入流言造成的陷阱。那麼，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減少受流言蒙蔽的機會呢？

如果問一個現代人，相不相信‘曾子殺人’，一般的答案肯定是不相信。如果再問為什麼不相信，可能很多人會答：曾子是一個著名的賢人，品德很好，又跟隨孔夫子學習，講究仁義道德，這樣的人，怎麼會突然像一個暴徒一樣殺人呢？

兩個重要的思考方法

曾子沒有殺人，這個結論無疑是正確的。上面得到這個結論的簡單闡述，實際上就包含著我們普通人可以據以辨別真偽的兩個最重要的思考方法：

首先是常識。常識告訴我們，一個人的品性是相對穩定的，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就是說人的品性改變比改天換地還要難，好人會做好事，壞人會做壞事，讀書人手無縛雞之力，強盜土匪則會殺人越貨，這些與品行有關的東西一般都很難改變。所以，確定了一個人是一個怎樣的人，他大概就會幹怎樣的事，不能說這中間沒有例外，但從概率的角度，這種常識具有相當的準確度。

根據上面的簡單闡述，曾子是一個好人和書生，這樣的人不會去殺人，這就是常識得到的一般結論。

其次是邏輯。邏輯告訴我們，一個人做任何一樣事，都有其理由，思想的改變需要有一個逐漸變化的過程，人的思想不是斷裂而是連續的。毫無理由地突然殺人，只可能是精神病人，並非正常人。正常人的行為，都有一個逐步變化的過程，都有其背後的思維邏輯支援。

在‘曾子殺人’這個故事中，曾子從一個賢人、講究仁義道德的書生，到一個殺人犯之間的變化邏輯就是完全跳躍和斷裂的，好像變臉一樣，一瞬間一個好人就變成了壞人，完全不符合正常人的邏輯思維特徵，因此，不大可能是真的。

根據這兩個思考方法，當我們在生活中遇到各種真假資訊的時候，不要僅僅因為有朋友、有知名人士、或者有很多人都在傳等原因，就想當然地認為資訊是真確的，對每一件事，都要運用常識和邏輯去加以分析，凡是不符合常識，用邏輯無法解釋或者很牽強的東西，恐怕都要打個問號。

香港回不到過去了，不管人們願意還是不願意、高興或者悲傷，經過了接近半年的社會動亂和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後，香港的命運已經難以逆轉地改變了，前途變得不再明朗、充滿不確定性和暗淡。

11月27日，美國特朗普總統簽署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和「保護香港法案」，這兩個法案已經正式成為了美國法律。如果純從內容來說，這兩個法案暫時對香港的實質影響都不大，譬如「保護香港法案」主要是限制向香港警方出口催淚彈一類的人群管制設備，但這類設備美國不出口，香港還可以從內地購買，美國除了做個政治姿態少做些生意外，對香港基本沒有影響。

至於「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主要涉及了三個層次的內。

一是對美國認定違反法案的個人進行製裁；

二是限制向香港出口高科技產品；

三是每年檢討是否要給予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這些制裁措施看上去同樣是姿態大於實際，個人制裁層面，只要被制裁者不去美國，在美國沒有資產，美國的威脅就基本是空的；高科技產品，可能有些影響，但香港也可以尋求從其他地方進口類似的產品，限製作用未必很大；取消獨立關稅區，由於美國對香港長期有大額順差，真要做的話美國的自身利益也會受到重大損害，利弊權衡之下，恐怕輕易不會走到這一步。所以，從兩個法案的實質內容看，政治表態的意味濃厚，恐怕背後的政治算計才是推動法案的主要因素。

不過法案雖然暫時對香港造成的實際損害有限，但對香港的中長期形勢卻可能有重大不利影響。主要原因有：

首先，法案通過成為美國法律，實際影響雖然未必大，卻代表著美國的政治態度，就是美國政府已經正式將香港作為了與中國博弈的棋子；

其次，法案實際造成的效果是美國以後將可以每年都用民主人權的藉口干預香港事務，為香港製造政治爭議熱點和破壞政經環境穩定；

第三，法案對香港反對派有一定心理支持作用，實際上也會成為支持反對派與政府博弈的其中一個手段和工具。

所以目前的情況就是，不管香港人怎麼想，美國已經打算將香港作為與中國博弈的其中一個戰場，並會在這個戰場上支持反對派與政府博弈。

對香港長遠有重大影響的另一事件就是剛剛完成的2019年香港區議會選舉，在經歷了近半年的動亂和之前的嚴重暴力升級的情況下，區議會選舉以反對派大勝結束，而且這個結果是在歷史最高投票率和投票人數的情況下取得的，有超過半數的選民選擇了支持抗爭和暴力的方向。有人說這次選舉相當於一次政治公投，雖然香港作為一個中國轄下的特別行政區不存在公投的權力，但廣泛參與者的政治表態確實反映了香港時下的民意。

總體而言，反對派雖然訴求不一，但有一點是比較一致的，就是他們基本都傾向反對政府處理動亂的態度和方法，反對中央政府對香港行使全面管治權，同意用選票向政府說不。客觀上他們的政治訴求與美國的立場比較接近，或者說深受美國影響，在中美互為對手進行全球博弈的背景下，區議會選舉政治表態的客觀效果，就是把香港某種程度綁上了美國對付中國的戰車，反對派自己也成為了美國對付中國的小卒子。

雖然他們中的部分人未必完全支持暴力，主觀上也未必願意成為西方反華勢力的幫兇，可能覺得自己只是在爭取自身的權益，但坦白說，從內地的角度看，有沒有成為美國小卒子的主觀願望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事實上反對派就是成為了美國試圖遏制中國的先鋒，已經嚴重損害了國家利益。

如果內地認定有相當多香港人已經主動走上了美國敵對中國的戰車，那中央政府對香港經濟的支持，恐怕要比以前大打折扣。

香港政府11月29日公佈了本財年首7個月財務狀況，財政赤字為1,194億元。政府發言人表示，截至10月份的赤字，主要是由於薪俸稅及利得稅等主要收入，均大多在財政年度的後期收取。其潛台詞就是首7個月的赤字，未必代表全年的狀況。

不過在我們看來，香港財政收入的幾個主要支柱：賣地收入、利得稅、印花稅和薪俸稅，隨著社會動亂導致的經濟放緩加劇，未來的展望都不明朗。本財年的賣地收入幾乎可以肯定會下降，企業經營狀況不佳也會大概率導致利得稅、印花稅和薪俸稅收入下降，香港政府今個財政年度的收入下降基本已成定局，而經濟狀況不佳又會導致政府的各種紓困開支上升，一方面是收入下降另一方面是開支上升，政府的財政狀況大概率將會轉差。

即使考慮到薪俸稅和利得稅較遲收取的因素，也很難改變財政狀況轉差的勢頭。

從目前情況看，香港經濟正面臨內憂外患的危機，未來只有社會團結一心，再背靠祖國的支持才有可能走出危機，但很明顯，現在社會不僅難以團結，而且還有部分人在努力引入美國的力量在香港與中國抗衡，加劇社會的混亂。中國有句俗話：“神仙打架，凡人遭殃”，香港作為一個小型、開放經濟體，如果成為中美兩個巨人的戰場，鬥爭波及之下，恐怕結果不會是可以安然無事，而是會令香港經濟雪上加霜，復甦無期。

香港經濟面臨的困難，看起來已經很難避免，香港經濟從年初的穩定繁榮變到現在的前景暗淡，實在令人唏噓。

據媒體報導，中國國家領導人11月22日在會見出席彭博新經濟論壇的外國政商代表團時表示，提到中國希望在互相尊重和平等的基礎上，與美方達成首階段貿易協定，他還說：“首先這個事兒（貿易戰）不是我們挑起的，我們不願打也不想打貿易戰，必要的時候不得不打反擊戰，但是我們始終還是在積極爭取不打。”

幾個小時後，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與中國的貿易協定“可能非常接近”，但他堅稱，由於中國對美國的多年貿易順差，“這不可能是一個公平的協定”。

之後，國家領導人又單獨會見了出席彭博新經濟論壇的美國重量級政治家、前國務卿、96歲的基辛格，稱讚多年來基辛格為促進中美關係發展所做出的重要貢獻，將載入史冊。希望他健康長壽，繼續做中美關係的促進者和貢獻者。國家領導人指出，當前中美關係正處在關鍵當口，面臨一些困難和挑戰。中國傳統文化注重和而不同，講究綱舉目張。中美雙方應該就戰略性問題加強溝通，避免誤解誤判，增進相互瞭解。基辛格表示，現在時代背景已發生了變化，雙方應該加強戰略溝通，努力找到妥善解決分歧的辦法，繼續開展各領域交流與合作，這對兩國和世界都至關重要。

另據美國《華爾街日報》引述消息人士指出，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上周與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財長姆欽通電話時，邀請他們在美國感恩節前到中國舉行新一輪經貿會談。不過美國仍未決定會談的時間。

這幾條新聞中，國家領導人就貿易談判發表評論和基辛格借彭博新經濟論壇之機訪問中國，看上去都有些不尋常。貿易戰打了超過一年半了，美國總統特朗普發表了數不清的評論，但中國領導人一直都很低調，這次是他的首次公開評論，初一看，評論沒有什麼特別的內容，大致都是闡述一些過去一貫的態度，不過，領導人親自評論的本身恐怕就是一種態度。

在討論領導人的評論對貿易談判影響前，我們先回顧一個小故事。東漢光武初年，光武帝劉秀逐步剿滅了割據勢力，天下複歸一統。隗囂是割據勢力中較為有名也很有特點的一股，不同於其他很多公開另立旗號的割據勢力，隗囂一方面不願意徹底歸順東漢王朝，另一方面也不願意公然自立與光武帝作對，他總是試圖遊走在事實上的獨立和表面上的歸順之間，但是假話不能永遠騙人，當光武帝劉秀要求隗囂拿出行動來證明自己對東漢王朝的忠誠時，隗囂的假話就露了餡。

「資治通鑒」中記載了一段光武帝劉秀戳穿隗囂假話的內容：“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複使來歙至汧，賜囂書曰：「昔柴將軍雲：『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今若束手，複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于公孫述。”

翻譯過來就是：“官吏認為隗囂言語無理，建議殺了他做人質的兒子，劉秀不忍心，又派來歙去甘肅，並寫信給隗囂說，以前柴將軍說：『皇帝陛下寬大，諸侯有逃跑叛變後回來的，都官復原職，不會殺頭。』現在如果你投降，再派一個兒子前來洛陽，你們全家可以保全榮華富貴。我今天四十歲了，帶兵十年，一向討厭虛頭巴腦的託辭。如果你不想投靠我，那也就別回信了。”隗囂知道劉秀看破了他的詭詐，索性就向公孫述稱臣。

中美貿易摩擦以來，特朗普對貿易談判的態度三天一小變、五天一大變，頗有點當年隗囂拿變詐當飯吃的味道，不過假話說多了，總會讓人厭煩。

也許，國家領導人看似平常的評論，其實就是表明中方的態度，我們不想再聽你翻來覆去的改變了，如果想達成協議，那就認真談，抓緊達成；如果沒有誠意，也請乾脆些，我們已經做好了反擊的準備。

基辛格以96歲的高齡來參加新經濟論壇，論壇本身自然不會是他的主要目標，以他的資格，足以和中美雙方的最高層交流真實的想法，因此，他很可能向中方轉達了美國方面內心的一些意見和看法，也將會把中方的意見和看法帶回美國。

所以，國家領導人首次發表評論、基辛格來訪、加上劉鶴邀請美方來中國談判，很可能意味著中美雙方的談判已經到了最後時刻，中方的耐性快要耗盡，要麼談成，要麼談崩，總之大家努力拿個結果出來。而如果談崩的話，恐怕短期未必再有機會重開談判。

考慮到特朗普正處於競選的關鍵時期，又正遭受民主黨彈劾，急需政績，因此，我們仍然傾向於貿易談判能夠達成首階段協定，特朗普最後關頭妥協的機會不低。

（阿里巴巴上市是近期港股焦點）
其他方面，香港的社會動亂，近幾天已經明顯降溫，在警方圍捕聚集在理工大學的暴徒後，動亂激進分子遭到沉重打擊，繼續發起暴力升級活動已遇到一定困難；另外由於之前暴力升級後的無差別攻擊極大地損害了普通市民的利益，動亂的支持力量下降，大規模抗爭的發生幾率同樣下降，因此，香港社會局勢恢復穩定的大方向已經較為明確。

隨著中國經濟下行壓力的加大，央行放鬆貨幣的動向已比較明顯，僅在11月，央行就有4次試圖引導利率下行的動作，11月5日、18日和19日分別下調MLF利率、7天期逆回購操作利率和國庫現金定存利率。11月20日，中共央行宣佈將1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企業貸款指標）降至4.15%，下調0.05%；並首次下調5年期以上LPR（住房貸款利率）至4.80%，下調5個基點。

我們認為，為了對沖中國經濟下行的壓力，中國央行未來的貨幣政策指向寬鬆已經是大概率事件。中國貨幣寬鬆，配合貿易協定可能達成以及香港社會逐步恢復穩定，對未來股市走勢有利。

就目前情況，中國經濟繼續放緩仍是股市面臨的一大壓力，不過市場對中國明年的經濟增長較為悲觀，投行普遍預測經濟增速將低於6%，如果屆時經濟增速未如預期悲觀，股市未必會受太大負面影響。

總體而言，我們認為目前港股的宏觀環境傾向改善，對港股後市有利。

香港因逃犯條例修例引發的動亂，至今已超過5個月了，仍未見平息的跡象，而且近日以來，暴力和破壞的程度有還有明顯的升級。但是和一般人的看法相反，在我們看來，這場以似是而非的理由引發、以其他政治目的為目標的動亂，很可能已經步向衰亡，近期暴力和破壞的高漲不過是衰亡前的迴光返照，只會令衰亡來得更快。

古人講‘蓋棺論定’，現在動亂雖還未‘蓋棺’，但隱藏的矛盾基本都已表現出來，也差不多到了可以給它‘論定’的時候，一些基本的結論已經可以形成。

第一個結論：動亂快將結束

雖然香港社會內部的對立和分歧還要很長時間、甚至很多年才能完全化解，但僅就破壞社會秩序和暴力行動而言，卻離開結束不遠，因為延續動亂所需要的燃料（社會的廣泛同情和支持）已經大量被消耗，而外部環境也已有明顯變化。

不管暴力分子升級暴力和破壞行動的理由何在，但在客觀上，大規模、無差別地攻擊不同意見市民、破壞交通，只可能是自掘墳墓，令運動更快完結，不會帶來他們想要的任何結果。因為這樣的行動，譬如大規模破壞交通，差不多給所有人造成了出行困難，帶來了不同程度的麻煩，直接、明顯地損害了他人利益，雖然有些政治理念相同的市民表示不介意，但對大多數沒有那麼強政治理念的人來說，破壞交通只會令他們反感；再譬如暴徒火燒不同意見市民的例子，市民僅僅是表達不同意見並有一些不滿的行動，怎麼可以向他淋易燃液體然後放火燒？按照香港的價值觀，即使殺動物，也要儘量減少它的痛苦，不能虐殺，何況一個活生生的人，僅僅因為意見不同，就要用那麼殘忍的手段傷害他的身體和生命，這樣沒有基本做人底線、泯滅人性的行為，怎麼可能會得到普通市民的理解。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對待動亂的態度較之動亂初期也有明顯的變化。動亂初期，中央政府主要是支持特區政府和員警依法施政、止暴制亂，態度雖然堅決，卻沒有顯得急迫；但近期中央政府的態度明顯轉向較為緊急，國家領導人在10天之內，連續兩次就香港問題表態，而且第二次對於‘止暴制亂’的要求從第一次的“最重要”改為“最緊迫”，時間上的壓力，不言自明。

不管特區政府怎麼反應，看來中央政府都要求其可以實現儘快壓制暴力，恢復社會秩序的目標，預計特區政府將會採取更積極、更有力的手段止暴制亂，令動亂難以延續。

第二個結論：‘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必定失敗

動亂的五大政治訴求，除了第一個撤回修例，已獲政府接納外，其他的訴求基本可以肯定不會得到政府同意。

特區政府已多次回應不會接受釋放被捕人士，不可能不檢控違法人士，因為有礙法制；而雙普選，則涉及人大的831決定，不可能或者很難更改。

社會有較大爭議的主要圍繞‘獨立調查委員會’，但我們認為，這個訴求政府同樣不大可能接受，因為‘獨立調查委員會’看似公允的說法下，其實存在一些不易解決、甚至可能引發更多爭議的問題：

首先，很多人說‘獨立調查委員會’要用來調查事件的成因，其實抗爭者的政治訴求已經很清楚，除了取消暴動定性、不追究違法人士這些與本次動亂有關的訴求外，真正政治性的訴求，其實只有一個：就是要雙普選，換言之，就是要否定人大的831決定。這個成因無需調查，抗爭者自己就講得清清楚楚，所以，實際的問題不是不清楚抗爭者的訴求、不清楚動亂的成因，根本的原因是抗爭者不想而政府堅持遵守人大的831有關普選的決定，這個矛盾明顯不是獨立調查可以解決的；

其次，如果‘獨立調查委員會’是用來調查動亂背後誰在組織，資源何來，有沒有外國資金或者勢力介入，這種明顯指向抗爭者的調查，抗爭者會同意嗎？

第三，如果‘獨立調查委員會’是用來調查員警使用過分暴力，那員警作為可以使用合法暴力的執法者，卻因為執法過程對違法者使用暴力而被撇開現行調查機制進行針對性調查，員警和支持員警的市民又會同意嗎？

另外，在香港現在政治立場尖銳對立的情況下，又能找什麼樣的人才能為雙方接受並信服呢？如果全部用外國譬如美英專家，那以美英明顯希望借香港制衡中國的立場，這些專家又能否真正中立呢？

所以，以現在的局勢看，‘獨立調查委員會’恐怕是一帖包裝精美的毒藥，除了令局勢再起波瀾外，起不了任何作用。

第三個結論：香港本地的民情變化，主要和西方對華態度有關

香港是一個資訊高度發達的城市，但影響一般人的主流輿論，主要是西方輿論，一般人對各種問題的看法，也主要跟隨西方主流輿論看法。換言之，抗爭者所謂的‘獨立思考’和所追求的政治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被西方輿論影響的產物而已。

譬如年輕人、特別是學生對內地的負面看法，在近10年明顯增強，而與這個明顯增強同步的，就是西方對中國的態度逐步從強調接觸轉為強調遏制。許多人常常舉出汶川地震時香港人踴躍捐贈的例子證明香港普通市民對中國的愛國之情，說明香港人並非不愛國，但他們忘記了，汶川地震發生在2008年，那時的踴躍捐贈者與現時的年輕人關係不大，而且2008年正是美國金融海嘯的時候，那時中國的氣氛是‘救美國就是救中國’、出臺4萬億投資計畫拉動全球經濟，協助美國走出經濟困難，屬於中美還是一家親、美國需要中國支援、在輿論上對中國還算大致友好的時候。隨著之後美國對中國遏制的加強，美國的主流輿論也越來越對中國充滿敵意，其影響所及，香港主流輿論和精英知識階層包括老師和學生，對內地的看法也就越來越負面。

香港2014年發生的‘占中’，不管背後有沒有外國勢力介入，其方向與英美主流輿論是一致的；而本次逃犯條例修例引發的動亂，從示威開始的初期，到最後發展到大規模動亂，其發展的順序也與西方輿論有很好的呼應。在修例的諮詢階段（2月中到3月初），政府共接獲約4500份書面意見，其中約3000份表示支持，1400份表示反對，社會反響不大；之後商界部分成員對修例有擔心，民陣在3月底發起的首次反修例遊行，參加人資料警方資料高峰時僅5200人，依然波瀾不驚；美國國務院在4月26日發表聲明關注修例，4月28日民陣發動的第二次反修例遊行，號稱有13萬人參加，警方資料高峰時有2.28萬人，示威開始初具規模；5月歐美等西方國家就修例密集發聲，普遍對修例持負面態度，6月9日民陣發起的第三次反修例遊行，號稱有103萬人參與，警方資料高峰時有24萬人，歐美對香港的影響力凸顯；6月15日，民陣發起第四次反修例遊行，號稱參與人數近200萬，警方資料高峰時有33.8萬人，達到了修例抗爭示威的高峰。從示威規模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出，歐美的輿論引導對香港社會的主流看法有決定性作用。

還有一個令人記憶深刻的例子也很好地展示了西方輿論對香港青年的影響力，有一個英國BBC錄製的視頻，一個看過烏克蘭顏色革命紀錄片的年輕香港女子，流著淚說“希望香港可以像烏克蘭一樣這樣好的結局”，這個小姑娘大概不知道，革命後的烏克蘭經濟一塌糊塗，已經墮落到成為‘歐洲子宮’，很多年輕女子要靠賣淫、幫人代孕來謀生，這樣的生活居然會被這位生活無憂的小姑娘羡慕，只能說她已經被西方的民主理論忽悠得不食人間煙火了。毫無疑問，這個小姑娘說那番話時是真誠的；但同樣毫無疑問的是，她所真誠相信的東西給烏克蘭人民帶來了災難。

人創造制度是為了自己和他人能生活得更好，而不是為了給自己戴上枷鎖，選擇無條件相信西方的選舉民主制度就代表著絕對正義，而不理會它所帶來的實際效果，這樣的人其實已經陷入了觀念迷信，失去了正確認識世界的能力。

第四個結論：香港經濟將陷入長期低迷

這個結論很好理解，因為動亂持續了超過5個月，旅遊、零售、餐飲、酒店、專業服務、商鋪、寫字樓等都受動亂的打擊，至今沒有好轉的跡象，相關行業的生意大跌，預計聖誕、農曆新年之後，將有很多業務沒有起色的公司結業，屆時失業率明顯上升，波及內部消費、房地產等，令經濟雪上加霜。

更難以解決的是，反修例事件引發的動亂，將香港長期以來積存的深層次問題一次過引爆，在社會上造成了嚴重對立和撕裂，這種撕裂因為創傷太深，無法在短期彌合，因此社會上的廣泛對立將長期存在，阻礙社會聚焦發展經濟的努力；另外，反修例運動的發展帶有一些明顯對內地的敵意，有濃厚的反中色彩，導致內地與香港之間產生嚴重隔閡，這種隔閡同樣不是短期可以克服，而隔閡的存在必定會影響香港和內地之間的經濟合作以及融入大灣區，對香港經濟尋找新的增長動力不利。

所以，此次反修例引發的動亂，帶給香港短期的打擊已十分嚴重，但長期的負面影響卻會慢慢顯露，令香港經濟難以快速好轉。

第五個結論：香港的大學和大學生恐將被‘攬炒’

本次抗爭運動，香港的大學和大學生捲入很深，是動亂的主力，未來恐將付出重大代價。

香港的大學，因為動亂中相當政治化的表現，對大學的學術聲譽不利。部分大學表現出的對大陸背景學者和學生的敵意和攻擊，必將削弱未來對大陸背景學者和學生的吸引力，令教師和學生品質都走下坡，對大學的地位造成長遠負面影響；

在校或剛剛畢業的香港大學生，在未來可能很難有較好的出路。不論是出國去其他國家深造或者在社會上找工作，他們都可能被標籤為與暴力行為關係密切的人士而舉步維艱，就算他們自己沒有參與過暴力活動，也不易擺脫這類負面標籤，因為其他國家和企業很難具體調查每個人的行為，最容易採取的措施就是與這幾屆的香港大學生保持距離。

所以，暴力激進分子宣稱說要和其他人‘攬炒’一起沉淪，現在看來，他們可能會部分會成功，香港經濟有較大機會被暴力拖累而‘攬炒’，暴力的主力-香港的大學生自己恐怕也難逃被’攬炒‘的命運。

11月7日在香港科大，一名內地學生被黑衣人毆打。從網上流出的視頻看，很可能是黑衣人有預謀的施襲，雖然襲擊目標可能有一定隨機性。

在視頻中可以看到，當時那個內地學生似乎向前排的人說了幾句話引起了現場一些黑衣人的鼓噪，在他慢慢從兩排座位之間的過道走出時，一個黑衣人有意走到過道的出口位置攔住那裡，內地生在被有意阻擋的情況下仍然向外走，雙方的身體發生接觸（沒有動手，因為內地生的手一直插在袋中），黑衣人當即倒地，其他黑衣人的同夥即上前圍住並毆打內地生，視頻中還聽見有人大喊“開遮”，應該是有意識地想用雨傘遮擋打人現場。

看上去，整個施襲過程似有一定組織，那個攔路的黑衣人扮演的是一個俗稱‘碰瓷’的角色，用攔路的方式引發事端，有身體接觸後，即立即躺倒聲稱受攻擊，然後其同夥就一擁而上圍毆目標。

坦白講，這種行為已經完全沒有一點正當性和道德上的吸引力，與小流氓的訛騙手法差不多。內地曾經有一些汽車碰瓷的案例，方式就是碰瓷者在汽車將要開動時突然攔住汽車前面，一碰到汽車立刻躺到一邊扮被車撞，然後要求司機賠償，方法上與黑衣人在科大做的類似。

11月8日，數名黑衣人從荃灣大河道荃灣法院大樓外的行人天橋，向法院大院內投擲汽油彈和小型壓縮氣罐，燒著院內一棵大樹，其間火光熊熊，火舌竄到數米高。

這是自6月修例風波以來，首次有司法機構建築物被直接攻擊。自稱是「火魔法師」的暴徒在接受《立場新聞》訪問時承認，他們是刻意選定目標放火，並稱是因為有「手足」被捕而「犧牲」，不滿被政府「鎮壓」，特別是不滿裁判官在本月7日裁定攜帶改裝雨傘和鐳射筆的少年兩罪皆成。

與香港動亂以來發生的暴力行為相比，暴徒在上面這兩個事件中所使用的暴力在程度並不算非常突出，但這兩次的暴力行為仍然有非常重要的指標意義，簡單來說：

從科大內地生被圍毆事件中，可以觀察到即使是在本應較為文明的大學，黑衣人的暴力行為也已經有明顯失控的跡象，雖然本次修例引發的示威活動一開始，示威者提出了以‘五大訴求’為代表的一些政治訴求，但在經過了約5個月的抗爭之後，部分黑衣人的行為正變得越來越和政治訴求無關、越來越像一個純粹以仇恨驅動的、黑社會式的幫派尋仇，甚至開始帶有一些類似種族主義的色彩。

對黑衣暴徒來講，隻要反對他們，不管說的有沒有道理、是不是事實都不重要，就可以是被攻擊的理由；大陸身份、說普通話，也同樣可能會引發針對性攻擊。運動已從開始時部分參與者有一定政治訴求，迅速退化到現在抗爭基本以破壞為目的，部分激進分子越來越暴力、越來越無底線、越來越單純為仇恨所驅動；

從司法機構建築物被攻擊事件可以看出，黑衣暴徒已經視法律為無物，敢於公開攻擊司法權威的象徵，法律對他們的威懾力已經接近蕩然無存，如果不能迅速制止這種傾向，香港社會秩序有全面崩潰的危險。

目前暴徒似乎已不再期望用道德和正義爭取市民支持，正越來越依賴用暴力去打擊不同的聲音。如果激進暴徒發現暴力既無法令政府屈服，又無法長期贏得大眾的支援，陷入絕望的他們，剩下的選擇很可能是進一步升級暴力來宣洩仇恨。

一方面是暴力仍有繼續升級的可能，另一方面是法律的威懾力越來越低，香港的未來局勢會如何演變，出路何在？

從理論上講，對立雙方的爭端一般有三種變化方向：

一是對立雙方經過充分的對抗和爭論後，大家形成新的共識，然後在新共識的基礎上重建社會和諧，恢復社會的穩定；

二是對立雙方的分歧根本對立，共識始終無法建立，但一方的實力遠大于對方，因此可以用強大的實力壓迫對方接受和尊重己方立場；

三是對立雙方的分歧根本對立，共識始終無法建立，而且雙方實力接近，都沒有足夠的實力壓倒對方，社會陷於長期內耗，始終無法恢復穩定。

就香港目前的情況看，反對派發起的抗爭，中央政府已定性為顏色革命，其訴求已被定性為試圖奪取特區管治權，因此政府不可能接受反對派的訴求。以目前雙方對立之嚴重，對抗之後雙方形成新的共識機會不大，分歧將長期存在，也就是說第一種變化方向不大可能；

基於香港動亂的發生和持續所表現出的嚴重程度，四中全會已經對香港問題做出了決議：“必須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管治，維護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不熟悉內地政治的人可能不容易理解四中全會決議的含義，簡單來說，四中全會是中共黨內的最高權力機構，其做出的決議就是最終決議，基本不可更改，全黨必須執行。根據這個決議，香港政局發展的方向必定是加強對國家安全的捍衛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說，反對派的政治訴求因為對加強國家安全不利，已經可以肯定不會被政府接受。

四中決議要加強對國家安全的捍衛，政府必定要加大對威脅國家安全因素的打擊力度。由於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實力遠大于反對派，因此與反對派形成長期纏鬥的機會不高，也就是第三種演變方向的可能性不大；香港局勢演變的最大的可能是，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利用其實力優勢，強力壓迫反對派接受和尊重其對香港局勢發展的主導地位。

對反對派而言，可能意味著香港政府對暴力行為和違法行為的打擊力度將會進一步加強，激進暴力示威者面臨的壓力將會大大上升、被政府法律制裁可能性也越來越高，令抗爭很難繼續下去。

不過，即使政府能夠用強力壓制平息衝擊社會秩序的暴力行為，但香港社會的對立和分裂卻不會很快消失，對立雙方的分歧將長期存在，社會隻會恢復表面的平靜，無法消除內耗，香港經濟有可能面臨較長期的低迷。

我們7月中的博文«香港經濟樓市前景陰霾密佈»裡，預判香港亂局難以平息並將拖累經濟，而受制於旅遊零售和轉口兩大支柱行業的弱勢，下半年香港經濟恐難樂觀。

現在距離我們博文發佈的時間又過了三個多月，香港經濟的情況大緻和我們的預判一緻，情況正變得越來越差。

政府統計處公佈的數字顯示，9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值約為299億元，按年下跌18.3%，並連跌8個月。雖然9月跌幅較8月時的22.9%稍為收窄，但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邱安儀強調，相信是受基數效應影響，跌幅才有所改善，不代表情況好轉，零售市況其實一直惡化，擔心第四季度會出現倒閉潮和裁員潮。

今年首9個月合計，零售業總銷貨數量的臨時估計同比下跌8.3%，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按年下跌7.3%。

零售業跌跌不休，而受打擊更大的旅遊餐飲業更度日艱難。代表商界的立法會議員張宇人10月26日接受訪問時說，目前餐飲業的情況較2003年「沙士（SARS）」爆發時的情況更差，已有200至300家餐廳因為受抗爭活動影響而結束營業，預料倒閉潮還會持續。他更指，如果示威情況持續，估計可能會有超過1000家餐廳結束營業。

同時受訪的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也說，風波發生以來，訪港旅客已大跌5成，業界經營情況不理想，來港的內地旅行團由此前每天的200至300團急跌至約20團，飯店入住率也下跌4成。他說，目前本地全體導遊陷於開工不足或失業，不少旅行社職員需要放無薪假，情況相當令人擔心。

針對餐廳和旅遊業所面對的困境，港府雖已推出多項臨時措施協助他們，包括減稅和現金資助等，但業界普遍認為相關措施無法解決顧客不足問題，未能令業界度過難關。

雖然旅遊零售餐飲等行業的問題已頗為嚴重，但我們認為，本港經濟最差的時候恐怕尚未出現，本地經濟很可能進一步轉差，並逐步擴散，抗爭活動以來本港經濟的首個低點，有可能在明年春節後出現。

由於年末臨近，重要的節假日如聖誕、元旦、春節等本屬傳統消費旺季，是旅遊、餐飲、零售一年內最賺錢的時候，很多經營困難的企業都期望能在這些日子多做些生意，彌補前段時間的損失。但在我們看來，這個期望很可能要落空。換言之，香港的經濟難以很快好轉，期待節日消費暢旺的願望恐怕最後會落得一場空。

短期來看，經濟能否好轉的關鍵其實一方面取決於遊客能否大規模重臨香港；另一方面取決於市民能否積極消費。但這兩方面的回暖其實又有賴於一個前提，就是社會恢復穩定，遊客和市民對來香港消費恢復信心。

就目前情況看，即使本港的暴力抗爭行動短期受到控制，恐怕對經濟也難有大的幫助。原因是此次抗爭活動的起因，雖然表面是因逃犯條例修例而起，但動亂發展到現在，大家都能看到其實抗爭活動的本質是政治性的，在涉及到的重要政治問題獲得解決前，社會恐怕很難將精力集中在經濟方面。

日前結束的中共四中全會，有一段內容涉及香港：“必須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特區、澳門特區實行管治，維護香港與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以及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從這段公告可以看出，中央對香港的關注重點，已經聚焦于國家安全方面。也就是說，香港經濟的表現並不是國家關注的重點，國家安全上可能存在的漏洞才是。這就意味著，中央政府並不會像以往香港經濟遇到困難那樣積極推出各種措施，支持香港經濟復蘇，反而會著重在政治上解決香港給國家造成的安全隱患，隻有在國家安全上的隱患獲得解決後，政府才有精力想辦法推動香港經濟發展。

政府將注意力聚焦在國家安全上，社會氛圍自然就很難恢復平靜，因為解決政治問題的本身就是各方勢力的鬥爭過程，在一個不平穩的社會環境下，如何可以吸引遊客，又如何可以鼓勵本地消費？

綜合各方面因素，大緻可以判斷本港經濟的短期恢復基本不大可能，而經濟不能快速恢復，已經忍受了幾個月困難的旅遊、零售、餐飲企業等恐怕就很難有理由繼續堅持下去了，大量的困難企業很可能在聖誕、元旦或者春節後倒閉，令本港失業率明顯上升。

企業倒閉、失業率上升的漣漪效應必將波及商鋪、辦公樓和住宅市場，因為商鋪和寫字樓的需求會下降，而失業率上升會影響市民的供樓能力，導緻住宅市場受到拖累；香港是一個房地產經濟高度發達的城市，樓市不景氣又會拖累其他行業和銀行業，令經濟雪上加霜。

所以，根據目前的發展趨勢判斷，本港經濟的各種負面因素可能在明年春節後集中爆發，香港經濟的階段性低點有可能在明年中出現。

不過投資者要注意的是，本港經濟和香港股市並不是一回事，因為港股的成分接近70%反映的是內地經濟，本港經濟低迷並不必然意味著股市低迷。

香港的社會動亂發展到今天已經超過四個月了，目前仍無完全平息的跡象。運動以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為引子，6月9日開始大規模爆發，很快升級到一定程度的社會動亂，部分暴徒使用武器（如汽油彈、刀具等）攻擊員警、阻塞交通、破壞交通設施和運輸工具、毆打不同意見者、打砸商鋪等，給社會和經濟運行的正常秩序造成了嚴重負面影響。

從最近的情況看，香港發生的社會動亂已經有在世界其他地方蔓延的跡象。

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支持當地獨立的民眾不滿多名推動2017年加泰羅尼亞獨立公投的領袖被判囚，發動了大規模抗爭活動，連續多天與員警爆發衝突，示威者更佔據主要機場，令航空交通受阻。在與員警對抗的過程中，示威者明確提出了向香港學習的口號，用遊擊戰的形式與員警周旋，增加了員警控制局面的難度；

在英國倫敦，環保示威演變為街頭衝突。「反抗滅絕」從10月7日起在全球多個城市，發起為期兩周的抗議活動，要求各國應對全球變暖。有示威者在交通高峰時段，于倫敦地鐵景寧鎮站佔領列車，爬到列車車頂表達訴求。大量示威者阻塞道路、圍堵重要公共設施。倫敦警方日前表示，已逮捕1,642名參與環保組織「反抗滅絕」遊行的示威者，其中92人因涉嫌損壞公共財產、堵塞公路以及影響公共秩序等遭到起訴。警方並發佈公告，命令任何與「反抗滅絕」有關的集會必須從當地時間14日晚上9時起，停止在倫敦的抗議活動，否則參與示威者將遭到逮捕和起訴；

智利被廣泛譽為拉丁美洲中發展得最好的國家，今年10月6日，因為微不足道的約合0.34元港幣的地鐵票價加幅，引發了大規模騷亂。根據統計，智利全國範圍內的暴力衝突已造成17人死亡、1244人受傷、5147人被捕；此外，已有916起縱火事故，遊行抗議超過千次，更有以百為單位計算的搶劫案件。

10月18日，類似目前香港情況，由學生領導的抗議團體開始違規進入地鐵站，燒毀車廂，破壞售票機器。他們還燒毀了公共汽車，點燃了郵政局，投擲了催淚彈，破壞了公共廣場。原本是對於票價不合理的訴求，開始逐漸蔓延為對社會不公等現象的暴力宣洩。遊行的群體也不再僅限於學生，社會各階層人士逐漸加入，他們肆意釋放生活中的苦悶，將情緒都集中在破壞上。

從香港到西班牙到英國到智利，看似地域廣闊，覆蓋了亞洲、歐洲、拉美三洲，動亂的成因也各不相同，有的關於獨立有的關於環保有的關於民生，但在它們差異極大的表面下面，卻也有一個基本共同的地方，就是它們都屬於西方文化圈，受西方文化主導。

香港的動亂沒有在離得最近的中國引發哪怕是低程度的社會運動，卻在離開十萬八千里的歐洲與拉美激起強烈迴響，這個有趣的現象背後可能隱藏著一個重大的主題，預示著西方文化正走向趨勢性衰落。

如果把現代西方文化總結一下，其最大的特徵可能可以概括為：在政治上強調選舉民主，在社會層面強調個人自由，在經濟層面強調自由市場。也有人將其簡化為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但是從這套體系的實際運行看，近年來已經顯露出一些結構性衰敗，導致社會動亂在一些西方文化主導區域蔓延。

政治上選舉民主帶來的黨爭，已經成為阻礙西方國家順利施政的重要因素。英國脫歐三年不成，現在不知還要拖多久，已經成為了投票民主的大笑話；美國特朗普總統一上臺就掀起共和、民主兩黨的惡鬥，特朗普處處針對民主黨，民主黨也反過來處處找政府的麻煩，最近發展到要彈劾總統，雖然彈劾未必能夠成功，但惡鬥卻無法避免，政府施政自然大受阻礙；

社會層面上個人自由有逐步突破法制底線的跡象。社會的正常秩序要靠法律和大家遵紀守法來維持，否則社會將難以有序運行。但現在有一種趨勢，就是片面強調個人權利和自由，忽視遵守法律。譬如動亂中攻擊員警、阻塞交通、破壞交通設施、毆打不同意見市民、打砸店鋪等統統都是違法，都是不應該做，做了就要受法律制裁的，可現實中就是很多人不介意違法去做，這種單方面強調個人自由、不將法律放在眼中的風氣必定會導致社會秩序大亂、社會生活難以正常進行；

經濟上片面強調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造成有資本者攫取了大部分經濟成果的現實，令貧富差距越拉越大，貧富差距擴大又造成基層購買力不足令經濟因總需求不足而放緩，經濟放緩影響政府稅收令財政赤字擴大，財政赤字擴大影響政府向基層民眾派發福利的能力，最後導致基層民眾生活日益艱難，很多人心懷不滿令社會潛藏重大不穩定因素，隨時可能爆發大亂。

這些結構性問題帶有相當的根本性，很難徹底解決，但問題長期拖延無法解決又只會令問題越積越大，以後更難解決，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無法進行一些重大調整，西方文化面對的前景並不樂觀。

反觀中國大陸，從普通民眾的視角，他們對香港社會不穩的普遍心態是：原來民主自由的標榜下社會可以變成這樣混亂，可以如此的不理性和損害他人利益，這樣破壞社會安寧和正常秩序的行為，究竟對社會有什麼意義？

近年來，在目前中國的體制和政府的有力領導下，中國基層人民的生活和貧窮率大幅改善了，即使在偏遠的鄉村，政府也進行了力度很大的扶貧，修橋、修路、修房子，發展特色農業，迅速提高了基層窮人的生活水準，據政府統計，農村貧困發生率從2012年的10.2%下降到了2018年的1.7%，累計下降8.5個百分點。其中，10個省份的農村貧困發生率已降至1.0%以下，中華民族千百年來的絕對貧困問題有望得到歷史性解決。

對比西方社會的矛盾叢生，中國目前的情況是，總體而言國力快速上升，人民生活水準穩步提高，貧窮人口大幅減少，社會平安有序，人民在法律保障的範圍內有足夠的自由，雖然很多方面仍有不少改進空間，但中國人民對政府有較強的信心，也深信國家走在正確的道路上，中國制度和中國道路正在顯出其獨特優勢，前景光明。

香港動亂正發生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在中國大陸與西方一些國家引起不同反應的背後原因值得深思，有可能意味著西方模式過去隱藏的一些結構性矛盾開始表面化。

據媒體10月11日報導，中美兩國在華盛頓達成了有限的貿易協定，正式的協定文本可能在未來五周完成。美方將在下周暫停增加關稅，中國也將購買大量美國農產品。

這一協定內容涵蓋智慧財產權和貨幣等多個方面。中國也承諾將購買多達400至500億美元的美國農產品，並對外國金融服務機構進一步開放。

“我們（美國）已經與中國達成了一個相當實質性的第一階段協議，”特朗普在與中國副總理劉鶴會談後宣佈，“沒有什麼能比我們與中國正在進行的還要大的了”。他還說，兩國在貨幣、外匯，和技術轉讓上的談判也取得了進展。

回顧中美貿易摩擦開始以來的過程，在2018年5月，雙方曾一度達成暫停貿易戰的共識，並發表聯合聲明尋求和解。但美國貿易代表署其後於6月16日公佈對華加征關稅清單，中方隨即報復，停戰共識破裂；2019年5月，市場憧憬中美有達成貿易協定的可能，但中方最後關頭拒絕了美國的一些無理要求，令貿易談判無法取得進展；這次是第三次接近達成協議，還會在最後關頭再度生變嗎？這個首階段協議的確切含意又是什麼？

我們認為，這一次雙方達成協議的可能性要超過前兩次，協議最後生變的機會不大。因為首先，前兩次之所以在最後關頭無法達成協議的根本原因是美國自恃實力占優、提出了一些中方無法接受的無理要求。美國之前明顯對自身的實力估計過高，而對中國的實力估計過低，以為憑藉其實力優勢，可以很容易逼迫中國無底線退讓，達成美國滿意的要求，也就是如同特朗普所說：“貿易戰是好事，很容易贏”。但在實際打了一年多後，美國可能發現，與中國這樣巨型經濟體的貿易戰，相當痛苦而且不容易贏，心態開始有所調整，期望值也有所降低，為貿易戰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協議奠定了心理基礎；

其次，美國目前的經濟環境與去年貿易摩擦開始之時已經有很大變化，當時美國的經濟遠較現時為強，特朗普也沒有競選、為選民爭取利益的壓力，而中國經濟當時正處在減速、調整之中，經濟下行的壓力很大、人心也不太穩定，總之，去年的環境相對對美國更有利而對中國更不利一些。但經過一年多的貿易摩擦，現在中國的經濟逐步走穩，民眾已經基本適應了貿易摩擦帶來的壓力，人心也較為穩定，反觀美國，經濟上放緩和衰退的壓力很大，美國農民對貿易摩擦令經濟利益受損很不滿意，這些因素令到特朗普有需要儘快拿出一些成績，為其競選連任鋪路。因此，相對來說，美國現在遠較之前更希望能達成一個可以宣稱勝利的協議。

既然美國希望能儘快達成協議，為什麼又會與中國達成一個首階段協議，而不是特朗普之前所聲稱的全面協議呢？我們認為，雙方之所以能夠達成一個首階段協議，實際上表示美國在原有立場上的妥協。中美過去一直無法達成協議的難點，其實就卡在美國堅持、而中國不同意的產業政策和國企補貼的改革方面。在中國看來，產業政策和國企補貼屬於中國的經濟主權，中國不可能按照美國的意思改；而在美國看來，所謂中國的不公平競爭，主要就是中國產業政策與國企補貼造成的，因此必須要改到符合美國標準。過去雙方在各自立場上堅持不下，導緻談判難有進展，現在美國願意在第一階段繞開這些難點，其實代表著美國在原有立場上的讓步；在中國方面，也有一些相應的妥協，過去中方強調達成貿易協定必須取消所加征的關稅，現在雙方達成的首階段協議僅僅是不再加征新關稅，反映中方也從原有立場上有所退讓。

從各方面資訊看，中美現在的思路是將難點放到以後，先就雙方有共識的地方達成協議，在當前這個雙方各有堅持的情況下，分階段、先就容易的部分達成協議，不失為一個兼顧各個方面的好辦法。

問題是，難點放到了以後，那下一階段的協定還能達成嗎？如果不達成又會否影響前面已達成的協議？我們認為，下階段的協定恐怕不容易達成，因為雙方都難以放棄自身的堅持。對中國來說，放棄堅持實際就意味著美國可以對中國的經濟主權有較大影響，完全無法接受；對美國來講，不堅持要求中國改變產業政策和國企補貼做法就基本無法壓制中國在科技領域的快速發展，因此必須堅持。所以，對雙方來說，放棄堅持的可能性都不大，唯一的可能就是談判照常進行，但下階段協議卻將遙遙無期。但是，即使下階段協議無法容易達成，考慮到美國經濟放緩的壓力，以及特朗普總統的競選連任需要得到農民的支援，因此美國又未必敢再度破壞首階段協議，提高貿易摩擦的烈度。

所以，看起來中美之間有較大概率順利完成首階段協定，把貿易摩擦凍結在現有水準，但全面達成協議、終止貿易摩擦的機會不大。

其他方面：

本港的社會不穩表現出規模下降，和暴力程度有所升級的特點，總體而言，示威者廣泛破壞秩序的能力在下降，但在個別的點上製造混亂的程度上升，總結起來可以大緻描述為：對社會整體的衝擊力下降，但完全停止則尚未看到曙光，對資本市場負面影響則較之前下降。

中國9月的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較預期改善，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的官方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升至49.8，創下五個月高點；財新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錄得51.4，較8月上升1個百分點，為2018年3月以來最高。中國經濟已見階段性底部的可能性在上升，對股市有利。

英國脫歐在反復折騰了幾輪之後，英國首相詹森10月10日與愛爾蘭總理瓦拉德卡會面。瓦拉德卡形容會面非常正面，相信有機會於10月底前達成脫歐協定，讓英國有序脫離歐盟。看起來，英國有序脫歐的可能性在上升，硬脫歐的可能性下降，利好股市。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最近表示，聯儲局快將增加短期美國國債購買量，以避免貨幣市場再次出現上月的資金緊張情況。雖然鮑威爾否認這是重啟QE，不過貨幣政策趨向再次寬鬆的方向已基本確立，雖然最近美股受到美國經濟資料不如預期、衰退機會增加的壓力，但寬鬆貨幣政策有利於對沖美股受到的壓力，限制美股的調整幅度，減低其對港股的可能負面影響。

總結以上一些影響港股走勢的重要因素，其變化趨勢都指向有利港股後市的方向，因此，港股未來有較大機會向上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