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年5月底媒體報導恒大控股的盛京銀行因買入大批恒大債券被監管機構調查的消息曝光以來，中國恒大開始了自成立以來最嚴峻的危機。到目前為止，危機不僅沒有緩和的跡象，反而越演越烈，並有向整個房地產業擴散的可能。

中國恒大面對的危機，簡單形容就是‘債務危機’，準確些形容就是‘因現金流快速枯竭引發的債務危機’。據媒體報導，中國政府的主管領導將恒大危機定性為‘流動性危機而非資不抵債’，不過，不管是‘資可抵債還是資不抵債’，沒有現金，企業都是死路一條，有資產還是沒資產不是企業生存的關鍵。

客觀分析，恒大今天的困境，與中國房地產業流行的‘高地價、高杠杆、高周轉’經營模式有很大的關聯。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房地產業，特別是民營房地產企業，主流的經營模式大概是這麼個套路：一面不斷地利用拍地逐步推高地價，一面將買來的土地抵押給銀行獲得開發貸款，由於地價的上漲，地產商利用銀行的“開發貸”經常可以獲得大量貸款，大幅減輕自身資金壓力；建設過程中既可以通過佔用供應商和建築商的資金獲得大量無息資金，還可以通過各種非標融資或銀行貸款獲取資金；預售開始後，又可以通過銀行按揭回籠資金；最後剩下的貨尾還可以通過資產證券化一類的手段變現。

總之，通過房地產開發各個階段獲得的金融支持，地產商通常只要用很少的錢就可以撬動巨大的資產，在整個過程中，地產商只是在買地時需要投入較多的資金，一旦完成買地程式，後續就基本可以依賴金融支援滾動。即使在資金壓力最大的買地階段，地產商也可以利用諸如信託、私募股權基金等成本較高的辦法籌集資金，並不一定要動用多少自有資金，因此，在舊有的經營環境下，大量的房地產商為了高速發展，就形成了‘高杠杆、高周轉’的特點，高杠杆也成為行業主流。

但是，在“房住不炒”的原則下，房地產企業獲得的金融支援開始受“三條紅線”的規管，大量高杠杆的房地產企業受制於負債率太高而無法繼續獲得銀行融資，自有資金不足的問題開始陸續暴露，不斷有大型房地產企業債務爆雷出現違約，而不斷出現的違約又進一步打擊了市場信心，令很多民營房地產企業不僅在銀行系統無法融資，在資本市場的融資也因信用評級惡化、發債融資越來越難，導致現金流越來越緊。

由於房地產開發企業的支出有一定剛性，必須要持續投入完成房屋建設，否則樓盤就可能爛尾。因此，房地產企業的建設支出可壓縮的空間不大，要想改善現金流，主要依賴融資和銷售。融資常見的手段主要有銀行貸款、信託非標、私募股權、理財產品、佔用供應商資金等，但這些手段統統依賴行業大環境和企業自身信用，當企業出現違約危機時，一般來說，基本無法再利用常規的融資手段獲得金融支持。銷售則一定程度取決於市場、房屋售價和銀行按揭支持，在“房住不炒”的原則下，政府有意識地限制了金融資源流向房地產市場，因此，房地產市場的展望較前轉差，民眾購房的積極性有所下降；為了維護房價相對穩定，許多地方又出臺了限制房屋低價拋售的政策，進一步抑制了企業通過劈價銷售儘快回籠資金的可能性；限制金融資源流向房地產又導致了銀行按揭額度的不足，使得銷售成功後辦理按揭需要較長的時間，同樣令銷售回款困難，而且，出於對爆雷企業的擔心，民眾和政府都傾向於減少與這類企業交易，令問題企業的銷售遭遇更大壓力。

恒大現在面臨的困難也大致如此，據今年中報數據，恒大的短期和長期銀行貸款合計約5700多億人民幣，應付帳款9500多億人民幣，在踩紅線被限制銀行貸款的情況下，又要還債又要開發，現金流變得極度緊張。由於大量佔用供應商資金且有大量商業票據、理財產品無法兌付，恒大已經出現信用危機，不僅無法繼續融資，而且還出現了擠兌現象，各持份者想盡辦法儘快收回恒大融資，令恒大現金狀況更加惡化；銷售方面，受制於按揭困難、客戶信心不足、地方政府限制大幅降價等因素，恒大傳統劈價賣樓的算盤也打不響，靠賣樓回籠資金困難重重。雖然恒大除了房地產之外，尚有其他一些不錯的資產，但由於各種原因，這些資產的變現也進展緩慢。

如果未來一段時間，恒大既無法獲得融資，又不能通過賣樓套現還債，還無法順利變現手頭其他資產，恒大債務就有很大機會出現硬著陸，不但因其龐大規模給上下游帶來重大震盪，而且可能令市場對類似‘高杠杆、高周轉’模式企業的信心危機加劇，資金離開這類企業，造成大量高杠杆企業因無法融資、現金流枯竭而被迫進入擠兌模式，重演類似恒大的債務危機，對地產行業造成重大打擊。

房地產行業上游連著政府土地銷售、建築用水泥、鋼材，中間連著建造工程，下游連著裝修、建材、家電、汽車等，全程牽連著金融系統，產業鏈很長，對國民經濟有重大影響，房地產又是中國家庭最主要的財富儲存手段，因此，如果房地產企業大量倒閉，必定引起大量上下游企業同步出現危機，其對經濟的打擊遠遠超出房地產業自身，一旦危機擴大造成整個房地產市場的失控大跌，帶來居民家庭財富大縮水和銀行的大量壞賬，有引發金融危機的可能，不可不慎。

如果要防止恒大債務危機的擴散傳染，避免引發行業危機，較好的辦法是讓恒大債務實現軟著陸，有序釋放債務壓力而不是無序爆破。

從目前情況看，解決恒大債務危機的關鍵是協助恒大獲得現金，避免因現金流斷裂而被迫破產，引發震盪。由於恒大債務龐大，信用風險已經暴露，除非政府救助，否則靠常規融資手段取得新資金基本不可行，因此，恒大獲得現金的主要手段應該是依靠資產變現，從恒大手頭的資產看，主要有三類：樓盤，土地儲備和其他資產。土地儲備變現需要將土地賣給其他房地產開發商，但民營房地產商目前普遍資金緊張，國企房地產商也較為謹慎，很難大量購買恒大土儲，因此靠出讓土地儲備回籠資金的機會相對有限；加快樓盤變現的最大困難是政府對銀行按揭的限制，如果可以適當放鬆，相信會有助於恒大的樓盤變現；其他資產的變現政府可以協助牽線和鼓勵，協助恒大尋找有興趣的買家，但基於市場經濟原則，政府很難硬性要求，關鍵是恒大需要有足夠的變現決心和價格彈性，如果抱著不願賤賣資產的心理，變現可能就會較為困難。

作為房地產行業的頭部企業，恒大的債務危機對中國房地產業有一定普遍意義。對所有高杠杆的房地產企業來說，如果無法通過融資獲取資金，保持現金流安全的最重要手段就是儘快通過賣樓回籠資金，從這個角度講，政府適當放寬按揭政策有一定必要性，否則，很多高杠杆的房地產商，就會陷入既借不到錢，又賣不出錢，還要還債的死局，大面積債務危機的爆發就很有可能。

8月17日國家領導人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會議指出：“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要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

至此，“共同富裕”這個敏感詞彙再一次醒目地走入大眾視野，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和討論。支持的人說，“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中國的社會主義如果不搞“共同富裕”，那和資本主義有什麼差別；反對的人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快速發展，得益於把提升經濟運行的效率放在首位，現在舍效率而重公平，是不是要搞殺富濟貧？重回“大鍋飯”舊路？那樣的話，經濟如何發展？

正反雙方在“共同富裕”議題上的鮮明對立，實際上反映的是對這個議題的不同理解，那麼，“共同富裕”的準確含義究竟是什麼？應該如何理解？

在我們看來，要理解“共同富裕”的準確含義，最好的辦法是回到歷史，從中國發展的歷史脈絡裡，找到“共同富裕”含義的真諦。

對於新中國發展的歷史，國家領導人在2013年1月5日的‘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指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簡稱：“兩個不能否定”。

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稱‘前三十年’，其顯著特點是較為平均，也常常被人詬病為“大鍋飯”時期，認為會養懶人，不利經濟發展。

不過，如果瞭解1949年建國時的經濟狀況，可能會對這個說法有不同的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最突出的特點就是一窮二白，打了幾十年仗，經濟基礎接近零，全國僅有的一點黃金儲備，還被國民黨帶去了臺灣。除了最簡單的產品，例如桌子板凳、飯碗茶壺、磨面等，複雜一點的工業品就基本不能生產，全國建國時的鋼產量大約只有15萬噸左右，不及印度的零頭。

不討論其他因素，單就發展經濟所需投入的資本來看，建國時的投入資本或者說原始積累從何而來就是個大問題，去借吧，面臨西方國家的封鎖，當時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恨不得將新生的中國掐死在搖籃中，怎麼可能借錢支援中國的發展。

雖然新中國與蘇聯關係較好，不過同樣存在一些利益矛盾，蘇聯對對新中國半信半疑，並不積極支援中國發展，一直到抗美援朝勝利後，才開始大量援助中國。而且，以中國這麼大的國家體量，靠外援能解決多少問題？歸根結底，還是要靠自己想辦法解決發展資金的來源。

一不能靠借，二不能學帝國主義的辦法去搶，籌集發展資本就只剩下一條路，就是節衣縮食，從牙縫裡省。‘前三十年’的艱辛背景就是這麼形成的，為了建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工業，國家實行了“統購統銷”“人民公社”等經濟制度，全中國人民都不同程度為國家的工業化貢獻了力量，農民承受的負擔尤重。

為什麼要搞“統購統銷”“人民公社”？從經濟角度看，中國是個農業國，籌集資本只能靠搜集農業剩餘。但是怎麼才可以較有效率而不是高成本地搜集農業剩餘，就只能靠組織起來的新制度。因為如果不用類似“人民公社”的集體將農民組織起來，國家就要直接面對每個個人，如果國家靠和每個個人直接交易來截取農業剩餘，其成本就會高得難以想像，一個類似的例子就是農業稅，中國的農業稅在2006年取消，取消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徵稅的成本要超過徵稅的所得，將農業稅純粹變成了一個養活徵稅部門和相關官員的稅種。

“人民公社”建立後，就可以以集體的身份與政府及其所屬企業交易，由國家統一收購和銷售的“統購統銷”制度也就具備了可行性，國家用較低的價格從“人民公社”等集體收購農業產品，再以較高的價格將工業品銷售給他們，一來一去就可以利用工農業產品剪刀差、較高效率地搜集農業剩餘，籌集到投資工業的原始資本。

在這個過程中，大多數人的收入都被壓縮到僅僅維持生活的程度，形成了生活水準較為平均的客觀現象，另外，由於建國後醫療衛生水準的提高，新生兒死亡率急速下跌，導致人口快速增長，從1949年到1970年，人口由建國時的5.4億人增長到8.3億人，二十年左右淨增2.9億人。人口的快速增長和工作崗位的不足交織在一起，政府只好要求企業在實際工作沒有增加的情況下擴大招工，產生了所謂‘一個人的飯兩個人吃’的“大鍋飯”現象，一定程度造成了人浮於事的新問題。

實事求是地看，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的形成有其歷史原因，也有一些負面影響。不過全國人民的共同艱苦付出和努力創造了巨大成績，到1978年，新中國通過優先發展重工業已經初步建成相對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為國家的工業化奠定了雄厚基礎。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新中國從來沒有追求過絕對平均主義，之所以那段時間給人留下“大鍋飯”的印象，有其不得已的歷史原因。隨著工業基礎逐步建立，節衣縮食搞建設的時代過去，經濟也在改革開放後走向“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新階段，經濟迅速發展，人群的收入差距也迅速拉大。現在，國家推動“共同富裕”，不是要消滅差距搞平均主義，而是要對憑藉資本力量控制各行各業的資本無序擴張加以限制，讓各個市場經濟參與的主體可以公平競爭；受限制的，是那些憑藉資本或者其他優勢鞏固自己的地位，不需要經過公平競爭和努力就可以“躺贏”的經營模式；受鼓勵的，是為社會創造價值、公平競爭的經營模式。簡單來說，就是仍然允許創造價值、誠實勞動的合法“先富”，但同時鼓勵“先富”回饋社會，帶動大家走向“共同富裕”。

“前三十年”的奮鬥，創造了巨大成績，也存在一些問題，在節衣縮食搞建設的原則下，民眾的生活普遍較為艱苦；為籌集資本發展工業，所有人都成為所在單位和集體的螺絲釘，較為缺乏個人自由；為維持大多數人的基本生活水準，社會形成了較為明顯的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現象，一定程度存在“養懶人”問題，影響一些人工作的積極性。

由於工業基礎已初步建立，“統購統銷”“人民公社”等低成本籌集農業剩餘舉措的必要性下降，加上舊有體制存在已久的一些弊病的顯性化，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發展的重點轉向經濟建設，效率的重要性日益提升，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逐步融入世界，創造了驚人的財富和發展速度，到目前，中國經濟規模已經穩居全球第二，多個領域已經進入或接近全球一流水準，中國發展的勢頭相當強勁，已經動搖了長期固有的美國獨大的全球基本格局。

但是，中國的高速發展、效率優先同樣帶來了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問題，影響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從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的發展歷程看，一味追求效率，不關注和改善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資本主義制度，已經遇到了嚴重問題。社會基層和中產的逐漸貧困化，影響了他們的消費能力，導致社會的總需求不足。在需求不足情況下，為了維持經濟的增長，需要政府加大投入。政府投入增加，由於社會對立，又無法向富裕階層大量加稅來增加收入，收入趕不上支出增長，於是出現大量赤字。大量赤字無法彌補，於是只好大量印鈔，由央行給政府財政融資。但是，印鈔不可能無限，因此，目前美國和西方國家靠印鈔拖延問題的辦法不可持續，必定在未來某個時間爆發危機。

從這個意義上講，認為提高效率有助經濟發展的觀點是短視和有害的，即使單純提高效率在短期有助於經濟的發展，但長期來看，只注重效率所造成的貧富分化，卻必定會在未來反噬經濟和社會，造成經濟發展的停滯和社會的動盪。

因此，在已經具備較好的物質基礎的現在，強調“共同富裕”，把公平放在效率的前面，雖然短期會因為關注重點的改變而引起一些陣痛，但長期而言，卻更能兼顧二者，對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更為有利。

“前三十年”中國經濟中公平或者平均的色彩很濃，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強調效率的色彩很濃，同樣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也同樣存在一些不足。現在，在“共同富裕”的旗幟下，把公平和效率統一起來，既要讓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也要允許差別，允許個人憑能力合法致富，是一條兼顧公平和效率的新路。

與單純強調公平或者單純強調效率相比，“共同富裕”的新路包含著對過去探索正反兩方面經驗的總結，保留了其中的優點，改善了其中不足，必將助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並為全人類的長遠發展做出貢獻。

「滴滴」因為涉嫌資料安全問題，導致相關部門決定在內地下架其打車軟體；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基本宣判學科類教育培訓機構的業務壽終正寢；恒大系上市公司陷入債務危機，現金流極度緊張、法律糾紛不斷。這三個事件可能代表著本次監管風暴衝擊市場的頂點，直接帶來了在美上市中概股普遍大跌、學科類培訓股崩盤、恒大系股債雙殺的結果。

在二級市場上，相關企業的投資者自然損失慘重，大機構也紛紛與中概股割席，近期炙手可熱的美國女股神木頭姐，其旗艦方舟基金持有的中概股從大約占比8%降至近乎清倉；阿裡巴巴的重量級投資者美國資管巨頭貝萊德，已沽出超過1300億港幣的阿裡股票，近乎清倉；著名的互聯網投資者日本軟銀集團董事長孫正義，8月11日表示要暫停投資中國，他說：“在形勢更加明朗之前，我們想靜觀其變。一兩年後，我相信新規則將創造一個新局面。”

應該說，這一輪由房地產開始，逐步蔓延到科網、教育等領域的整頓、規範行動，對市場的影響之大，超出了很多投資者的預期，雖然整頓對中國經濟的長遠持續健康發展有利，但陣痛不小，加上之前部分政府部門的決策可能未充分考慮對股市的影響，出台得較為急促，未能與市場進行有效溝通，更加劇了陣痛，造成部分投資者存在一定恐慌，部分機構出於各種考慮清倉中資股現象。

內地監管衝擊可能逐漸弱化

不過，中國的傳統智慧相信“物極必反”，事物發展到頂點，常常就要向另一個方向轉化。在我們看來，監管對股市造成的衝擊可能已到頂點，接下來，監管的衝擊可能將逐漸弱化，股市也可能重新走穩。

有幾個跡象可能反映出這種變化，一是據報導，在中辦、國辦有關校外培訓的意見發佈後，相關股票大跌，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連夜召集國際大投行開會，解釋政策、安撫市場情緒，說明政府關注市場動向，不希望投資者恐慌；二是內地權威媒體新華社下屬的經濟參考報8月3日發表了一篇名為《網遊對未成年人影響觸目驚心 “精神鴉片”竟長成數千億產業》的文章，矛頭直指騰訊、網易等遊戲巨頭。文章發出後，港股、A股市場遊戲股集體暴跌。遊戲龍頭騰訊、網易、中手遊等跌幅一度超過10%，中手遊跌幅最高超過20%。但到了當天中午，該篇文章就在官網和官方公眾號刪除，後來文章雖然又再出現，不過已經刪去了最刺激的語言，標題也改為《網路遊戲長成數千億產業》。有些人認為，文章的調子從激烈改成較為平緩，是網路巨頭公關的結果，說明資本的力量太大。但我們認為這個看法誇大了資本的力量，因為螞蟻集團上市功敗垂成的前車之鑒就說明，在中國資本的力量並不足以影響國家政策，如果國家認為需要嚴厲打擊遊戲，資本是無能為力的，現在批評的調子從激烈改為平緩，只能說明國家並不希望看見遊戲行業被打死，而只是希望其發展更符合社會利益；三是恒大的債務危機事件，據媒體報導中央已經將事件定性為現金流問題而非資不抵債，又責成廣東省政府牽頭協助恒大出售資產解決危機，另外有消息說最少三家銀行已經將恒大的到期或即將到期債務展期，雖然這些消息尚未得到確認，但方向大致相同的消息反復出現，說明消息為真的可能性較大，如果政府決定出手協助恒大解決債務危機，則說明政府看重經濟和資本市場穩定，並不希望危機蔓延和擴大。

這幾個跡象表現出的背後邏輯相當一致，就是一、監管仍然要繼續進行；二、政府開始較為關注市場的反應，不願意因監管引起市場的恐慌和風險的蔓延和擴大。

這個邏輯對投資者來說可能有兩個含義，一是相關受監管行業的前景短期恐怕還很難好轉，受影響企業的股價走勢不易轉強；二是政府會注意不讓風險和受監管企業的困難擴散，雖然受監管行業可能繼續走弱，但資金可能在國策受益股、整頓受損股、新舊經濟等板塊間流動，股市整體未必會走弱。

內地經濟增長動力放緩

經濟方面，7月中國製造業繼續擴張，但擴張勢頭進一步放緩。8月2日公布的2021年7月財新中國製造業PMI（採購經理指數）下降1百分點至50.3，為2020年5月以來最低。走勢與國家統計局製造業PMI一致。統計局公佈的7月製造業PMI錄得50.4，較6月下降0.5個百分點，為2020年3月以來最低，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為53.3%，略低於上月0.2個百分點。另外，8月9日發佈的中國7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1%；工業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年增9%，超過8.8%的預期中值，追平5月才創下的逾12年半高點。

從資料看，中國的經濟增長動力仍在放緩中，通貨膨脹的壓力有限，不過上游原材料漲價的勢頭還沒有得到有效遏制。

考慮到中國經濟增長動力放緩，通貨膨脹壓力不大，因此，今年餘下的時間政府有可能繼續維持偏寬鬆的貨幣政策，雖然未必會減息，但再次降准的可能性不小，也就是說，未來的貨幣政策環境有較大機會對股市友好。另外，7月底的政治局會議指出：“合理把握預算內投資和地方政府債券發行進度，推動今年底明年初形成實物工作量。”，即未來基建方面有望加速，支援經濟增長。

隨著幾項嚴厲的整頓政策出臺及其對股市造成的巨大衝擊，政府有較大可能會總結經驗教訓，在未來的整頓中，更關注政策的力度、節奏以及對市場的影響，會儘量緩和政策對股市的衝擊，令投資者心態逐步恢復穩定；另一方面，由於中國經濟增長動力放緩，通脹壓力不高，中國政府可能會用貨幣和財政政策支持經濟，對股市恢復穩定有利。

做好自已保持吸引力是上策

風險方面，即使政府關注政策對股市的影響，調整未來整頓相關政策出台的節奏和力度，但投資者的信心很難即時恢復，而且對相關行業的整頓預計仍將繼續一段時間，令相關行業的前景暫時難言明朗，投資信心較為薄弱的情況有較大可能會繼續困擾市場。另外，美國通脹高企，會否在年底前開始逐步縮減買債計畫，造成美元資金供應減少，令新興市場資金回流美國，也是另一個潛在的風險。

不過，考慮到中國疫情控制得力，出口旺盛，貿易順差較大，有能力實施更加獨立于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因此，即使美國開始退出QE，引誘全球資金回流美國，只要中國堅持以相對積極的貨幣和財政政策支援經濟增長，保持中國經濟的吸引力，資金未必會大舉離開中國流向美國。

綜合起來看，政府的各項政策與之前相比，有可能對市場相對有利，經濟增長的動力也有望改善，潛在的風險雖然看似不小，不過按政府現在政策傾向寬鬆的方向，中國有可能抵禦美國退出寬鬆帶來的負面衝擊，港股後市謹慎樂觀。

近年從房地產開始，逐步擴展到科網平臺、教育等領域的監管整頓，對金融市場的影響越來越大，部分行業的舊有業務模式可能無以為繼，以前行之有效的投資策略也可能需要做出改變。

房地產業，過往內地的房地產行業流行高負債、高周轉、快速發展模式，大部分的民營房地產企業的財務杠杆都比較高，現在在政府三條紅線（房企剔除預收款後的資產負債率不得大於70%；房企的淨負債率不得大於100%；房企的“現金短債比”小於1 ），兩道紅線（分檔設定房地產貸款占比上限以及個人住房貸款占比上限），集中供地（重點城市要集中發佈出讓公告，並集中組織出讓活動）等政策出臺後，絕大部分民企都進入了痛苦的降杠杆階段，很多都遭遇了嚴重的現金流問題，舊模式很明顯已經走不下去了，因此依據過去高負債、高周轉業務模式建立起來的估值模型自然也就不再適用，房地產發展的前景不明朗，除非監管政策有所放鬆，否則估值恐將走低。

科網平臺，政府主要是打擊壟斷和不規範經營，例如阿裡、美團等都因為存在壟斷問題被處罰；螞蟻集團上市失敗後被整頓，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作為一家金融機構，其經營杠杆遠高於普通受規管銀行，經營地域也遠大於牌照規定區域；互聯網平臺企業的員工，普遍存在工作時間過長，福利保障不足等問題。從這些整頓方向可以看出，企業未來的發展空間與之前相比會受到一定限制，不能搞壟斷經營，自然就沒有壟斷利潤，降低杠杆、限制地域，自然盈利增長會下降；其次，保障員工的工作時間和福利等，自然會增加企業的成本。於是，一面是盈利增長的長期前景轉差，另一面是經營的長期成本上漲，同樣令舊有的估值模型必須修正，相關受影響企業的市場估值大概率會降低。

教育領域，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前不久印發了《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這個意見基本將學科類教育培訓機構判了死刑，其主要業務大概率無法繼續，企業舊有的業務模式完全崩潰，價值自然也無從談起。而受檔精神影響，其他教育企業也受到一定打擊，行業前景不是很明朗。

醫療領域，已經進行了數年的醫保藥品集中採購，不過醫療作為影響民生的一個重要方面，仍可能繼續受政策規範影響，對投資者心理有一定負面作用，當然，醫療作為一個很多細分領域供應不足的大行業，國家政策有較大可能不會一刀切，而是在需要發展的方面進行鼓勵，對影響民眾生活較多的大眾化產品則進行限制。

這四個領域均受影響

從目前情況看，住房、教育、醫療、科網平臺等對民生影響較大的領域，政府的規範都將持續，一些過去成功的業務模式都不同程度受到影響，這些行業過去的超常發展可能已經過去，未來的發展前景趨於平淡。而之前追逐這些強勢行業的資金，也可能逐漸流出，相關企業的長期走勢可能難以恢復以前的強勢。

在新的形勢下，先進製造業等硬科技，可能是未來發展的重點，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可能從之前的逐步提高服務業比重，轉向提高先進製造業比重。7月30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要求：“要挖掘國內市場潛力，支持新能源汽車加快發展，加快貫通縣鄉村電子商務體系和快遞物流配送體系，加快推進“十四五”規劃重大工程項目建設，引導企業加大技術改造投資。要強化科技創新和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加強基礎研究，推動應用研究，開展補鏈強鏈專項行動，加快解決“卡脖子”難題，發展專精特新中小企業。”以及：“要統籌有序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儘快出臺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

這四個領域可以關注

“碳中和、碳達峰”、“新能源汽車”等，直指光伏等新能源產業鏈、電動汽車產業鏈；“卡脖子”最明顯的就是晶片製造相關企業；“縣鄉村電子商務體系和快遞物流配送體系”雖然與科網領域關係密切，卻是面向基層、利潤率較低的部分；“專精特新中小企業”主要指有獨門絕技的行業小巨人，細分行業的領導性企業。

從政治局會議精神看，以上這些以先進製造業為主要內容的具體要求，對技術領先的硬科技企業利好，對專注於補短板的企業利好，對有特色的中小企業利好，對投資者來說，要注意隨著大趨勢的變化，以前的熱點可能吸引力下降，而新形勢下的相關受益企業可能才是未來一段時間的投資重點。

中國發展金融市場的歷史短，早年規模很小，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也不大，主要是作為一種對中國發展市場經濟的探索和補充。近年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穩步發展，股市的規模也日趨擴大，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也越來越大。截至2020年底，內地A股總市值約84.5萬億元人民幣，占2020年中國GDP的約83%。

由於中國金融市場發展的速度很快，與歐美的成熟市場相比，各方面的經驗自然有所欠缺，就目前情況看，在如何與市場進行有效溝通，以及考慮政策對金融市場的外溢影響方面，尚有一定的改善空間。

比如近日港股和內地A股的大跌，一定程度就與溝通以及政策對股市的外溢影響有關。

政府對房地產、科網平臺、教育培訓等行業的整頓，本意是為了行業和經濟更健康持續的發展，但整頓對部分上市公司的業務模式和前景確實會帶來很大的影響，不明朗因素的積累有可能從點到面逐步發酵，最後演化為對股市整體的衝擊，帶來一定的金融風險，不能不加以小心。

從投資者的角度看，政府對相關行業的治理整頓主要會帶來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對政府想將行業整頓到什麼程度心中無數，政府沒有給出較為清晰的路線圖、目標以及時間安排，令投資者對行業前景感覺不確定性很高；二是不知道整頓的面會擴張到多大，會涉及到哪些行業？即使有些行業現在沒有涉及，未來是否也可能會涉及，涉及到的話會有多大影響，這些疑問不解決，就會帶來投資者對整體市場的信心下降。

釀成7月23日開始的港股大跌的導火索是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間接原因是市場中已經存在了一段時間並逐漸蔓延的緊張心態，逐漸升高的緊張心態遇到誘發連鎖反應的催化劑，於是市場的恐慌突然發作，一發不可收，7月23-27日，三個交易日的時間，港股狂跌近2700點，接近恒生指數的10%，數萬億的財富灰飛煙滅。

追根尋底，市場緊張心態的積累主要來自行業整頓面的逐漸擴大，投資者開始時將房地產整頓當作個別事件，以為整頓只限於個別行業；之後整頓蔓延到科網平臺，隨著越來越多公司被整頓波及，投資者開始感覺不確定性上升；之後又遇到滴滴事件的衝擊，國家對資料安全加強監管又影響到一大批企業；之後再發生對學科類教育培訓機構的整頓，對教育培訓機構的整頓與之前不同的是，新政策基本完全限制了舊有的業務模式，相關行業突然就陷入了生存危機，相關上市公司幾天時間股價就跌去一大半，投資者的損失巨大，恐慌加上累積的緊張情緒發作，部分投資者對港股和A股發生了信心危機，導致股市出現瘋狂拋售。

在證監會、新華社和傳媒與投資者溝通、唱好股市和中國經濟之後，市場的恐慌情緒有所緩和，股市出現了顯著反彈，但是，由於不明朗因素並未完全消退，港股走勢仍然波折重重。

如果簡單總結此次暴跌的原因，可以用四個字形容，就是‘不確定性’。投資者從對個別企業前景的不確定，逐漸發展到對多個行業前景的不確定，最後發展到部分投資者對中港股市的信心危機。

要想挽回投資者信心，根本上還是要增加政策的透明度，讓投資者瞭解所面對的風險，瞭解政策對企業和行業未來變化方向的影響，投資者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降低了，配合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信心才可能有效恢復。

所謂提高透明度，就要求政府的相關部門在制定政策時，首先要考慮到對行業、對相關上市公司，進而對股市可能造成的波及，並應該想辦法儘量平緩這種波及；其次，政策方向和具體政策確定後，要積極與市場溝通，讓投資者瞭解政策變化的方向，以及可能對企業造成的影響，讓他們可以清楚評估風險，然後自行選擇如何面對風險。

其實，一般情況下投資者並不害怕風險，因為在投資市場，風險總是和收益相伴，高風險往往意味著高收益，因此，只要讓投資者清楚風險所在，以及風險可能有多大，投資者很可能因為潛在的高回報而樂於承擔風險。投資者最怕的是不確定性，因為不確定，所以無法評估風險，也就無法根據風險回報做出投資決定，造成部分投資者因為風險無法預計而離場。

美聯儲作為對市場影響巨大的機構，就很擅長與金融市場溝通政策。每次美聯儲要出臺大的政策前，總是很早就開始向市場吹風，給市場時間消化政策影響，譬如目前市場關注的美聯儲收水政策，美聯儲早早地就給市場畫出了路線圖，如像2023年可能加息，暗示今年晚些時候可能減少買債等，都是給出了充分時間讓市場消化。另一方面，美聯儲的官員或鷹或鴿，總是不斷有正反兩面的意見發表出來給投資者參考，讓投資者從正反兩面熟悉政策、理解政策，充分瞭解風險，減輕政策真正出臺時可能引起的震盪。

從實際效果看，溝通一般都比較成功。通常美聯儲正式政策出臺時，市場的反應都很平靜，說明美聯儲的政策溝通做得不錯，投資者充分瞭解了政策變化風險，減輕了市場波動。

隨著中國資本市場在經濟中重要性的上升，盡可能減少無謂的市場波動和金融動盪也應該是中國股市發展的其中一個方面，因此，做好與市場的溝通，增強政策的透明度對提升中國金融市場管理水準很有必要。

在這方面，中國應該學習美聯儲與市場溝通的成熟經驗，在政策出臺前，儘量用各種方式讓市場有時間瞭解政策的目標、方向和路線圖，做出初步評估；在政策出臺後，相關部門也要盡可能地向市場解釋政策的具體內容和可能造成的影響，減低政策變化造成的不確定性，提高投資者對中港股市的信心。

司馬昭是三國時期的名人，父親司馬懿，因為長期作為對抗諸葛亮的魏軍統帥而為人所熟知，不過作為司馬懿的兒子，司馬昭暴得大名，卻主要不是因為他的戰功赫赫，而是因為曹魏的少年皇帝曹髦對他的一句評語：“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

作為當時總攬朝政、執掌大權的司馬昭，總想取代曹髦，自己當皇帝。他不斷剷除異己，打擊政敵。年輕的曹髦知道自己即便做“傀儡”皇帝也休想當長，遲早會被司馬昭除掉，因此在召集心腹大臣商議反擊、重奪大權時，說出了這句為中國人所熟知的名言。

7月16日，美國國務院、財政部、商務部和國土安全部聯名發出香港商務警示《在香港商務運營的風險與考量》，警告在港企業受到香港法律的約束，包括香港《國安法》。與此同時，美國財政部當天還宣佈將香港中聯辦七位副主任列入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制裁清單之內。此前，美方已宣佈制裁包括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中聯辦主任駱惠甯在內的11名中港官員，稱他們“損害香港自治”。被列入制裁名單的人士在美資產將被凍結。

針對美國的最新警告和制裁，香港中聯辦在題為《美國制裁廢紙一張 守護香江幸甚至哉》的聲明中回應，此次美方炮製所謂“商業警告”，是其在政治上失敗後，又企圖從經濟上干擾香港的發展，真實目的昭然若揭，也讓世人看清了美國一些政客內心的孤立與無奈。聲明還強調：“美國對我辦官員的先後制裁，除了更加激起我們對美國政客的蔑視、更加激發我們為國家利益而戰的堅強意志外，毫無其他意義。”

聯繫美國參議院7月14日通過的法案，禁止進口所有來自中國新疆地區的商品（除非另有證明，否則該法將預設在新疆製造的商品都是通過強迫勞動生產的。），以回應針對新疆穆斯林維吾爾族少數族群遭到虐待的指控。雖然這項名為《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法案還需要眾議院的通過和總統簽署後才能成為法律，不過以美國政府所表現出來的無理和蠻橫，法案順利通過機會很大。

中國人民和世界上願意相信事實的人都知道，所謂新疆‘種族滅絕’和‘強迫勞動’純屬謊言，是美國為了其政治目的而編造來愚弄世界的，在歷史上真正搞種族滅絕的恰恰是現在到處指責別人搞‘種族滅絕’的西方國家。現在美國的法案不但堅持這個謊言，而且還推翻了美國司法的基石‘無罪推定’原則，搞起了‘有罪推定’，在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的情況下，就認定所有的新疆企業都有虐待少數民族問題，已經不僅僅是撒謊，而是為了打擊對手、不惜自殘的行為了。

制裁中聯辦官員、發出商業警告、堅持新疆虐待少數民族的謊言，這些手段，對中國的實際影響有限，反而傷害了美國自身的道德地位、信譽和立國基石，帶來的後果主要有兩個，首先說明美國已經黔驢技窮，讓中國和世界人民看清了美國虛張聲勢、實際無牌可打的窘境；其次說明美國已經完全撕去了過去高高在上、到處宣講民主自由普世價值的偽裝，露出了只求打壓中國，哪管洪水滔天的真面目。

面對近乎失去理智的美國，內地和香港都要做好美國進一步打壓的心理準備。就目前情況看，美國對香港的攻擊主要集中在金融方面，無中生有地警告美資面臨國安法風險，不時炒作資金和人才外流，宣傳內地經濟和債務危機等，都是試圖引導不安情緒、打擊內地和香港金融市場的具體手段，更不必說一些美國的財經人士，不時公開發表不講事實、缺乏邏輯的看淡港股和內地股市的言論，已經近乎試圖操控市場。

面對美國的打壓以及可能的無底線攻擊，內地和香港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自身的穩定和經濟、金融市場繁榮，以經濟和金融市場繁榮的不變來應付美國不斷花樣翻新攻擊的萬變。中國政府管不了美國的事情，美國要打壓，中國不想也沒用，但是中國可以管好自己的事情，美國希望用不斷的打壓，引發中國的不穩定，打斷中國的穩步發展，中國就應該偏偏不如它的意，就是要維護穩定，就是要維護經濟和金融市場的穩步發展。只要自身穩定，經濟和金融市場持續繁榮，對全球資金的吸引力就會大大增加，美國的如意算盤也就無法打響。

美國不願意接受一個崛起的中國，不願意失去全球霸權，為此美國不惜動用一切臺上和台下的、合規和不合規的、有道德和無道德的全部手段，只求可以遏制中國的發展，這個態度已經通過美國一系列對中國的無底線攻擊明明白白表現出來了，對此，內地和香港都要提高警惕，不能把美國想得太好，犯一廂情願的錯誤，只能立足于現實，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用經濟和金融市場的持續繁榮回應美國的無理打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