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參加美國三藩市主辦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峰會，其中最重要的環節是與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會談，這是中美兩國領導人自去年11月在印尼峇里島會晤之後的首次，在當前全球政治、經濟都較為動盪的背景下，難免被高度關注。

不過從會談後各方發布的消息看，中美領袖達成的共識較為有限，在中國較為關心的經貿、科技圍堵等方面，雙方都基本維持過去的立場，有些進展的主要是在雙方軍事聯繫層面、以及合作打擊毒品方面。中美加強軍事上的直接溝通，最大的好處是可以避免意外引起的中美軍事衝突，在目前台海局勢較為緊張的情況下，中美加強溝通對雙方乃至全球形成穩定預期都是有益的。

美盟友靠攏華 習拜會起作用

雖然中美領袖會談沒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成果，卻大致符合筆者的預期，筆者在7月撰文《美步向艱難時刻與華關係有望趨穩》中，曾預判中美關係「在美國有求於中國情況下，不惡化甚至爭取有些合作已經具備了一定可行基礎」，不過由於中美之間存在一些結構性矛盾，想要雙方關係有明顯改善可能性也不大。

但只看到中美領袖會談成果有限的觀點也是不全面的，因為中美領袖會談確實起到了穩定中美關係的作用，而穩定中美關係帶來的最顯著衍生效果，就是美國的小兄弟們開始積極向中國靠攏。例如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於11月4至7日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這是近7年來首次；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與習近平上周五（17日）在美國三藩市舉行雙邊會談，顯示中日關係有回暖迹象；南韓總統尹錫悅也在APEC會場主動向習近平打招呼，兩人交談良久；之前與中國關係緊張的加拿大總理杜魯多（Justin Trudeau），也在APEC會場與習近平短暫交談，顯示兩國要保持聯繫。

不管主觀上對美國支持或反對，客觀上都要承認，美國對多數西方國家都有強大的影響力。美國確定其聯盟的前進方向，而一些西方國家則常常跑在該方向的前面。

中美領袖三藩市會談可能標誌着中美關係從前一階段的鬥爭為主，轉入到下一階段的相對穩定，當然中美關係有望進入穩定期，不是因為美國改變對中國的看法了，而是因為美國自己差不多吃完了疫情大放水的紅利，在發展經濟、降低通脹、財務可持續方面走進了死胡同，又面臨俄烏衝突的爛攤子、以巴衝突不知如何收場和明年的總統大選，拜登政府內憂外患、暫時沒工夫與中國纏鬥了。

現在中國可能面臨的外在環境是：美國因為自顧不暇，有意與中國緩和一下矛盾，不要讓中美關係牽扯美國太多的精力和資源，中國一定程度也樂觀其成。在這個背景下，先前跟着美國與中國敵對的西方國家們，也要趕快調整自己的立場，甚至要調整得更過頭一些、動作更大一些，以攫取與中國關係改善帶來的利益，加上美國加息進入尾聲，所以中國面臨的外部環境可能改善。

宏觀而言，由於外部環境的改善，中國包括香港將進入一個有利於集中精力發展經濟的時期，抓住時機，把經濟搞上去，讓經濟可以持續的好起來，用經濟發展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的國家加入中國的開放大局，讓經濟形成一個愈來愈好、愈來愈多的良性循環，才是任何敵人都無法攻破的「王道」。孔夫子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遠方的人不服氣、不願意來，不應該去打服他們，而是要練好內功，古時候是靠文化和德行，現在則是靠更活躍的經濟、更有吸引力的社會環境，吸引他們不能不來。

華須打破抑制 推動經濟熱潮

對內地而言，由於疫情以來中央政府在財政上較為謹慎，經濟的復甦一直不夠有力，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外資、民企、地方政府、消費者對前景都存有一定的顧慮。受中美博弈影響，外資對中國經濟的信心有一定動搖，出現了較多流出；民企則受房地產、科網和教培平台整頓的打擊較大，財富大量蒸發，在信心和財力上都處於低潮；地方政府則受制於債務率較高、賣地不佳、中央限制地方政府無序舉債的影響，財政上捉襟見肘，對發展經濟心有餘而力不足；消費者則受經濟前景不明朗、持有的房地產貶值、失業率較高的影響，傾向於增加預防性儲蓄而不是消費。

現在有心有力推動經濟發展的主力，除了中央政府，暫時看不到其他力量。因此，如果中央政府不打破自我抑制，在財政上做大的投入，推動一個經濟熱潮的出現，吸引其他各方力量的順勢加入，中國經濟就不易有良好的表現，就很難利用較為有利的外在環境，形成一個經濟發展和外資、民企不斷加入的良性循環，導致錯失良機。

對香港而言，由於香港本身是一個細小的開放經濟體特點，香港很難像內地那樣可以透過較大的財政投入主動塑造一個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大勢，而只能被動依賴外部市場的好轉來帶動本地經濟。但是，作為一個服務業佔主要地位的經濟體，提升服務業水準、搞好社會環境、增加香港的吸引力，才是香港發展的根本。

港種好「梧桐樹」 吸全球「金鳳凰」

中國有句老話「栽下梧桐樹引得鳳凰來」，香港要吸引全世界的「金鳳凰」，就要打造好香港的「梧桐樹」，也就是香港的服務業水準和自由、法治的社會環境。和內地相比，香港的服務業水準已經從過去的全面領先變成部分領域的落後，需要急起直追。比如說，香港「美食之都」的招牌已經有些褪色，餐飲業的服務和多元化水準已經不如較臨近的大灣區城市；隨着內地經濟轉型，「購物之都」的吸引力也大幅下降，需要探索新的方向；特區政府大力吸引的各地人才，能否為其提供滿意的居住和教育、醫療等生活環境尚需努力。

總之，要增強香港的長期競爭力，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和資源，從餐飲、購物、教育、醫療、居住、交通等各方面提供全世界一流的服務，打造香港的優質服務業競爭力，才是香港參與全球競爭的「王道」。

全球正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大變局中最重要的是增強自身實力，在變局中佔據有利位置，因此，抓住當前外部環境趨於改善的有利時機，發展經濟、提升服務水平，對於應付未來的複雜環境有重要意義。

近日筆者與上海交大新來港校友做分享，其中談到內地與香港之間存在的一些文化或習慣差異，大家都挺有興趣。因為雖然內地和香港的主要人口都是中國人，不過由於回歸前香港長期受港英當局管治，社會主流文化以西方文化為主，長期潛移默化下，兩地的文化及生活習慣還是產生了有些明顯不同，這些不同有時會導致兩地人民對於一些問題的認知產生差異，甚至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如果能客觀認識兩地文化差異，相信對於加深兩地民眾的互相理解，幫助香港盡快融入大灣區都有益處。

1.底層觀念 港愛自由內地重平等

在思維的底層觀念上，內地與香港或說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有很大不同。筆者感覺西方文化或香港民眾最重視的觀念是「自由」，雖然現在的西方主流文化經常將「民主」、「自由」放在一起，而且「民主」一般還排在「自由」的前面，不過在西方文化裏，以選舉為特徵的「民主」其實遠遠無法與「自由」相比。美國黑人遲至1965年8月6日，才透過《投票權法案》獲得完整的選舉權，才有資格履行其民主權力。而「自由」卻是始自《聖經》的東西，諾亞建方舟逃離大洪水，是對危險的逃亡自由；摩西帶領希伯來人出埃及，是對奴役的逃亡自由；近代歐洲清教徒跑到北美洲建立美國，是宗教迫害的逃亡自由。香港回歸後的許多政治爭拗，表面看有「民主」或權力爭奪的成分，其實對大多數普通市民來說，他們最不滿的地方，卻是認為有些政府決定一定程度剝奪了他們的選擇自由。

對在內地文化背景下長大的人來說，他們最重視的底層觀念卻不是「自由」而是「平等」。首先，自古以來「平等」就是中國極具歷史傳承的主流觀念，絕大多數農民起義的理想或口號都與「平等」有關，陳勝吳廣起義的口號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到北宋農民起義口號已經明確提出「均貧富、等貴賤」，不僅要在經濟上平等，在社會地位上也要平等。其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也是一個較資本主義制度更偏向平等的制度，特別是近幾十年中國推行獨生子女政策，獨生子女作為每個家庭的核心，本身對受壓制更敏感、對社會平等的訴求也更為強烈。

由於這個底層觀念的差異，內地民眾普遍對不平等、壓迫較為敏感，容易滋生「仇富」情緒，但對個人隱私保護、政府對社會各方面的介入和干預，卻容忍度較高；香港民眾則恰巧相反，注重個人隱私保護、對政府限制個人自由的法規反感，但對社會的不平等容忍度較高。

2.港「政治正確」潛規則 有別內地

在思想和輿論層面，香港表面上很強調言論自由，似乎想說甚麼都行，很自由，不犯法就沒人管。但其實同樣受西方「政治正確」的限制，香港的主流輿論中，不符合西方「政治正確」的觀點，並不那麼容易表達出來，會面對很多環境和各方面或明或暗的壓力。譬如有很長一段時間，在香港發表親中國言論，就會感受到壓力。即使是現在，面對以色列在加沙濫殺無辜婦孺，不跟西方立場、明確反對以色列也會感受到一些無形壓力。

內地情況則剛好相反，表面上政府有輿論導向，不符合輿論導向的言論可能受到限制；但實際上，民眾私下討論問題卻十分自由，基本沒有任何限制，不存在類似西方「政治正確」的無形禁區，自由度甚至比香港還大。因為「政治正確」這類的無形限制，對思想的束縛有時比有形限制更嚴重。

在「政治正確」的思維模式下，香港存在着許多被當做是理所當然的東西，譬如西方的先進性、西方理論的正確性、西方思想的普世性等，本來不一定對，但被當做理所當然後，反而失去了討論空間。

總之，西方文化影響下香港的「政治正確」與內地相當不同，有點像不能明言的潛規則，不像內地的輿論導向那麼清晰，需要時間慢慢體會。

香港是法治社會，與內地相比，法治色彩相當鮮明。大致而言，在香港生活只需要遵循各種法規就可以了，民眾對未來預期的穩定性相當強。特區政府主要依賴各種法規管治香港，而各種法規的訂立和修改又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和程序，各方利益集團可以利用時間和程序博弈，社會很難有突發的大變動，經營環境相當穩定。

3.港重法治 內地靠政策速應變

相對而言，內地雖然愈來愈強調法治，不過政策的影響仍然很大。各地政府、各部委，隨時可能推出各種市場預期不到的政策，對經營環境造成很大的衝擊。例如2021年政府整頓房地產、科網平台和教培平台，市場普遍沒有預期到政策環境的突然轉變，造成投資者因為政策突變產生了很大損失，對投資者對前景形成穩定預期不利。

不過，香港重法治的特徵造成應變上不如內地快速，譬如新冠疫情期間，內地在醫療資源不足的情況下，主要靠政策的快速應變，很好地度過了危機。而醫療資源更豐富的香港，卻礙於法規、社會管理體係等方面的限制，整體抗疫效果不如內地。

4.港做事講程序 內地聚焦結果

做事重程序或說「程序導向」也是香港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色之一，在這種文化下，做事人主要關注的是程序，是按程序該辦的事辦了沒有，辦了就萬事大吉，沒辦就要趕快辦，至於程序的目的何在，整件事最後辦得怎麼樣等，做事人常常認為與自己無關、一般也就未必關心了。

這種做法的好處是不會因為忽略程序把事情辦糟了，符合「程序正義」；壞處是有時候雖然程序全對，事情卻沒有辦好，徒有程序正確的外形，失去了程序本來是為了目的服務的意義，有點本末倒置。

內地文化與香港不同，不重程序而重結果，有鮮明的「目標導向」特色，凡事先問目的，以達成目的為主要考量。好處是實用性強，效率比較高；壞處是有時候忽略應有的程序，帶來不必要的風險。

5.內地愛走捷徑 港辦事跟指引

凡事喜歡找關係、走捷徑是內地的普遍現象，即使有相關規定，辦事好像不找關係還是會覺得心裏不踏實，這點內地和香港頗為不同。

香港是比較成熟的法治社會，一般民眾守法的意識都相當強，一般辦事都是跟指引，各個機構一般也都是跟指引辦事，找不找關係分別不大，該走的程序一般並不會因為找了關係而減少，該花的時間也不會因為有關係而縮短。

筆者並非文化比較專家，以上感受難免不夠全面、系統，在此拋磚引玉希望有助於加深兩地互相了解。

雖然疫情以來中國經濟面對一定壓力，一些悲觀論者也對前途失去了信心，但在筆者看來，壓力不過是暫時的曲折，光明並非遙不可及，中國在不遠的將來趕上甚至超越美國，絲毫不是幻想，而是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當然，筆者對中國前途的信心與哲學認識有關，這裏不詳細討論。

疫情以來中國經濟受壓和美國經濟強勁的不同表現，並不能說明美國經濟前景較中國更為明朗，而主要是雙方政策路徑選擇的不同所造成。美國選擇了打開印鈔機，向經濟和居民單位注入了天量資金，使得社會消費需求旺盛，直接推動了經濟走強；而中國選擇了相對保守的財政政策，既未向居民注入資金，也收緊了地方政府的財政開支，初期希望用「誰家的孩子誰抱走」（就是中央政府不幫地方政府解決財政困難）的辦法，逼地方政府改善負債過高的痼疾。等於在民間需求尚未恢復的時候，又對地方政府採取了收縮性政策，結果收縮性的政策遏抑了需求，導致政府刺激需求的努力效果欠佳，而需求不足、企業經營困難又進一步導致對經濟前景的預期惡化、信心下降，使得經濟進入屢扶不起的怪圈。

美大放水刺激 惟結構問題難解

雖然暫時來看美國的「大放水」政策對刺激經濟帶來了不錯的效果，但是長遠而言，美國的「大放水」卻進一步惡化了其財政狀況，製造了更嚴重的結構性問題。簡單講中美對比，中國的困難主要是政策選擇造成的，只要中央政府願意改變收縮性政策為擴張性政策，經濟困難就有望迎刃而解；而美國的困難，更多的卻是結構性困難，政府將深陷在美元霸權、財政可持續、經濟發展的困局中難以自拔。

因為美元霸權、財政永續與發展經濟這3個目標互相矛盾、難以兼顧。維持美元霸權需要穩定全球對美元的信心，其基礎是美國的財政永續。而財政可持續需要抑制美國國債的無序增長，否則無序增長的美國國債必然會帶來兩個難題，要麼是融資困難，國債供應太多、其他國家信心下降令買家不足、推高國債息率、打擊美國經濟成長；要麼是靠聯儲局會印鈔買債解決買家不足的問題，但是無限印鈔又會造成通脹失控後果，動搖投資人對美元的信心，打擊甚至瓦解美元霸權。而一旦要抑制國債成長、增加財政的可持續性，就意味着美國政府要削減開支。不要說對外援助，就是對內的開支可能都需要削減，因為根據美國剛結束的2023年財年數據，僅衞生和公共開支、社保、軍費和利息的總額已經超過了5萬億美元，而聯邦政府的淨收入僅約4.44萬億美元，連國內的準剛性支出都無法涵蓋。削減政府開支又必然損害經濟發展，令經濟放緩甚至衰退。

目前這個難以兼顧的困局已開始有所表現，美國已經顯露出一些國債供應過多推高息率、影響經濟發展的問題，接下來俄烏衝突、以巴衝突都需要美國的援助，而美國國會共和黨強硬派的堅持，勢必令增加開支在國會獲得通過的機會大減，美國正面臨一個內外矛盾同步加劇的局面，不管政策如何選擇都很難避免矛盾的逐步爆發。

中國經濟雖然在政府前一段時間政策選擇傾向保守的情況下表現一般，但近來政府政策已經出現了一些對症下藥的積極變化，令經濟全面好轉的機會大增。

回顧疫情以來中國經濟的表現，房地產市場的遲遲無法改善對經濟威脅最大，具體來說，房地產熊市大致從3個路徑影響經濟。首先是房地產價格的大幅下跌，消滅了大量家庭財富，惡化了家庭財務狀況，損害了居民消費信心，造成了部分類似日本「資產負債表衰退」的負面影響；其次是房地產行業的資金鏈斷裂，拖累了上下游行業，透過債務鏈的傳染不斷將更多的正常企業拖進債務深淵，持續放大其負面效應；第三是房地產不景氣影響地方政府賣地收入，在中央政府限制地方政府無序借貸的情況下，土地拍賣收入的大降極大地惡化了地方政府財政狀況，令地方政府跌入債務深淵，不僅不能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正面因素，反而像危機房企一樣，由於無法兌付欠債，影響大量企業的正常經營，拖累經濟成長。

華對症下藥 冀扭內房地方債困局

房地產熊市和中央政府對借貸的限制，造成了地方政府的財政危機爆發，地方政府和內房企業的債務危機又一起構成了中國推動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由於房地產和地方政府在中國經濟中所佔的份額龐大，這兩個部分無法正常運作的結果，就是經濟始終無法真正、持續好轉。

也許是出於對「一放就亂」的擔心，本輪中央政府的救市措施一直較為克制，救市政策呈現出力度不大、多批次、以緩解症狀為主的特徵，大概是希望用「扶而不舉」的方式，靠經濟自身的韌性度過困難，但是截止到目前，這種以緩解症狀為主的救市方式看來效果有限，以對經濟拖累最大的房地產行業為例，債務危機不僅沒有緩解，反而還在加劇、蔓延，對經濟的負面影響還在擴大。

不過，中央政府可能已經意識到過去救市方式的不足，近期出台的新政策，開始有意識地針對困擾經濟最嚴重的房地產和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問題，「對症下藥」解決問題。

目前房地產產業困難的本質就是供應過剩，就是泡沫爆破後的新需求，已經無法消化按過往需求建立起來的舊庫存，政府不想辦法協助消化這些過剩庫存，房地產市場就會長期無法正常運作、拖累經濟增長。

政策力度未明 有效落實考工夫

近期，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的《關於規劃建設保障性住房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商品住房庫存大的城市，可改建或收購存量商品住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盤活閒置土地和房屋，避免重複建設造成浪費。」如果該意見能夠盡快大力實施，必將迅速、有效改善內房行業供應過剩的現狀，徹底扭轉房地產的悲觀局面。

針對地方政府的財政緊張狀況，中央政府除正制定一攬子化債方案外，最近突破過往習慣的3%年赤字上限，增發了1萬億人民幣國債給地方政府使用，另外也授權國務院將2024年的新增加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的60%以內，提前下達至今年使用，總金額約2.7萬億元人民幣，料將大幅緩解地方政府財政困難。

由政府出面收購過剩商品房改為保障房，一攬子化解地方政府債務，可從根本解決困擾當前經濟的主要障礙，令經濟全面好轉。不過由於政策實施的力度和速度尚不明確，能否達到預期目的存在一些不確定性。

自今年初與內地全面通關「復常」以來，香港社會出現了明顯熾熱的「消費北移」現象，大量市民在假日北上內地消費。譬如剛過去的重陽節假期，據媒體報道，約有86.1萬人次北上，而內地來港旅客僅25.2萬人次，北上人次大約是南下的3.4倍，雖然內地不放重陽節可能對訪港人次有影響，但對北上消費熾熱的方向影響有限。經過通關以來大半年的時間檢驗，看來這個「消費北移」現象大概不是偶然或短期現象，而是表現出一定的趨勢性和穩定性。

與這個「消費北移」現象同時發生的，則是內地訪港旅客的人次和消費力出現下降。坊間的主流說法是內地訪港旅客的消費模式改變，大量旅客的消費模式從以前的「購物遊」改為現在的打卡式「深度遊」，消費減少。本地消費力北上和內地客南下的消費力減弱同時發生，對香港經濟不是甚麼好事，因為按照金管局的數據，今年第二季私人消費佔本地GDP比重約為73.8%，即本地消費對香港經濟的興衰有決定性影響，本地消費減弱恐影響香港經濟復甦。

內地品質提升港停滯 消費北移

從一般香港市民和內地遊客的回饋看，導致「消費北移」和內地客南下消費減弱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內地休閒服務業的品質提升，性價比高；二是香港本地服務業的停滯不前甚至退步，令吸引力下降。

近幾年來，在中國政府推動經濟轉向高品質發展過程中，內地以電動車、鋰電池、光伏電池為代表的創新科技「新三樣」飛速發展，固然令人印象深刻。但服務業的長足進步同樣不容忽視，實際上，內地休閒服務業的快速演進，已經在長居內地的外國人圈子裏引起巨大反響，不少外國人以內地休閒生活為主題錄製的短視頻走紅網絡，影響很大。

疫情3年封鎖，使內地與香港民眾被迫暫停來往，香港市民對內地的印象大多停留在3年前，一旦通關後發現內地服務業的巨大進步，產品和服務質量的大幅提升，對個人的衝擊相當巨大，這種衝擊可能也是造成北上消費熱潮的短期因素。

但歸根究柢，香港市民之所以熱衷北上消費，內地服務業品質的提升才是根本原因。根據筆者朋友圈的草根調查，這次北上消費熱潮中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一些以前認為內地產品或者服務品質不夠理想而基本不會北上消費的香港市民，現在也成了北上消費的擁躉，而且據他們回饋，不光他們不再認為內地的產品和服務品質不如香港，反而倒過來，認為香港的服務業老化，產品和服務的品質已經不如內地，更不必說二者價格上的巨大差距。

一位常來往內地與香港的朋友談到，「若干年前來香港時，感覺香港城市整潔有秩序、的士乾淨守規矩、餐廳餐具枱布乾淨企理、服務人員周到熱情、食物新鮮做工精細品質好，當時的內地沒有一樣比得上。可是，現在香港城市衞生退步了、的士常見破破爛爛、餐廳餐具枱布經常看到不乾淨、服務人員中老年居多，而且服務態度相當一般、食物的品質也常常以應付為主，很多方面已經不如內地，所以很多內地朋友都不像當年那樣熱衷來港。」

內地餐飲規模化 優秀品牌崛起

美食至今仍是香港的招牌，對遊客有巨大吸引力，但近年來，香港的餐飲業也有些停滯不前。與內地相比，香港的餐飲業近年來整體而言變化不大，甚至因為人手不足等客觀原因，可能在有些方面還有退步。但是，內地的進步卻是有目共睹，普遍而言，內地餐飲業大多在向標準化、品牌化、規模化方向演進，崛起了一大批品質好、有特色、有品牌的優秀餐飲，能吸引挑剔的港人北上消費，這些品牌餐飲功不可沒，在提升港人消費信心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各種當地特色餐飲品種豐富，例如隨便一個大灣區的城市，都很容易見到諸如四川菜、湖南菜、東北菜、西北菜、各種特色菜或者以某種食材或做法為主的專門店等，即使是最常見的廣式大酒樓，也與香港盡量多擺枱、影響食客體驗的做法有顯著區別，筆者就見過將內部裝修搞得像旅遊景點的大酒樓，體驗相當新鮮，難怪可以客似雲來。

「鯰魚效應」 補足港短板促進步

餐飲業只是內地服務業大幅進步的一個側面，還有很多的其他行業同樣進步巨大。相較之下，香港服務業的進步就顯得不夠快，中國有句老話：「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在香港服務業自身進步動力有限的情況下，可不可以適當引進一些優秀的內地服務企業到香港，豐富香港的優質服務產品綫，也讓這些優秀內地服務企業在香港發揮「鯰魚效應」（Catfish Effect，即透過引入強者，激發弱者變強的一種效應），好像內地引進特斯拉（TESLA）推動內地電動車發展一樣，刺激香港服務業的整體進步。

特區政府已經大張旗鼓地在全球「搶企業」、「搶人才」，政府先前公布已經引進了30家創新科技企業。創新科技很重要毋庸置疑，但是香港作為一個傳統服務業相當發達的城市，如果不能維持服務業的高水準，對香港的長遠發展不利。

因此，適當引進大陸優良的服務企業，補足香港的短板，刺激香港服務業的進步，對香港整體發展有利。以餐飲業為例，香港雖然號稱美食之都，但香港的美食長久以來都存在一定局限，就中餐而言，香港主要集中在粵菜，其他內地菜系的餐廳不多，規模不大、品質也不是最高，缺乏代表性。

是否可以藉用特區政府發展北部都會區的機會，撥出一塊土地，由特區政府與一些服務業做得比較好、特色鮮明的內地省市牽頭，建立類似美食休閒城或者美食文化城之類的場所，政府給予一些優惠條件，由商業機構負責運營，選擇一些內地最優秀、最具特色的餐飲和其他休閒服務引進香港，既可以展示各地的飲食、文化特色，也可以豐富香港的餐飲、服務品種，提升香港美食的美食之都形象，推動香港服務業的進步。

助內地省市面向國際 互利共贏

相信優秀內地服務企業的引入，不光可以增加香港對國際遊客的吸引力，讓他們在香港就可以享受到中國最優秀的餐飲、文化服務，而且對內地來港遊客同樣有巨大吸引力，因為全國各地最高水準餐飲、文化服務，不是那麼容易找到的。對參與的內地省市來說，由於香港是個國際都會，接觸面很廣，推出一些優秀企業進駐香港，可以起到很好的宣傳作用，成為內地省市面向國際的名片。

香港以優惠條件引進內地優秀服務企業，共同擦亮美食之都的招牌，既可以豐富香港的服務品種、提升香港的服務品質、推動香港的服務業進步，又可以為內地省市提供向世界展示特色的平台，可以一舉兩得、互利共贏，值得考慮。

歷經千辛萬苦出任美國眾議院議長的麥卡錫（Kevin McCarthy）被罷免，因為他沒能堅持共和黨極端保守派的強硬削減政府開支立場，與民主黨妥協通過了「為期45天的支出法案」；好不容易產生的共和黨議長候選人喬丹（James Jim Jordan），經過3輪投票，愈投反對者愈多，最後被共和黨眾議員在閉門會議中，投票取消了其議長候選人提名。接下來，不要說選議長，就連議長候選人都還未落實。美國國會近日上演的這齣「議長選舉與罷免鬧劇」，正折射出美國國內政治矛盾愈來愈尖銳、愈來愈難以調和的困境。

議長選舉鬧劇 政治矛盾難調和

從政治光譜上看，麥卡錫屬於顧全大局的保守派，不過在極端保守派眼中，顧全大局的意思實際上代表着政治上不堅定，代表着可能會妥協。因此，在今年1月的眾議院議長的選舉中，麥卡錫經過15輪艱難投票，並靠着與共和黨極端保守派的交易才最終成功當選議長，創造了近164年以來美國國會的新紀錄。

然而，所謂「成也蕭何敗蕭何」，歷史的規律有時候就是這麼讓人啼笑皆非，麥卡錫當初為了獲得共和黨強硬派的支持，同意允許只要有1名議員對他的立法政策或管理眾議院的方式不滿，就可以推動提前舉行內部選舉，從而罷黜議長。現在他自食其果，因為佛羅裏達州共和黨眾議員蓋茨（Matt Gaetz）的「罷黜動議（motion to vacate）」被通過，而被迫黯然下台。

照理，國會通過支出法案，不是天經地義的嗎？因為美國的財政年度是到每年的9月底，因此進入10月，如果國會不通過任何支出法案，政府就無錢運作，只能關門。而社會的正常有序運作有賴於政府的正常工作，所以，國會不通過支出法案顯然是不行的，有違國會的基本責任。

但是，就是這麼一個本應通過的法案竟然引起了軒然大波，導致了經過千辛萬苦才獲得議長職位的麥卡錫黯然去職和現在的議長難產，看起來，民主黨和共和黨最尖銳對立、水火不容的地方，就是如何處理美國的財赤。而在共和黨強硬派眼中，麥卡錫正是在這個共和黨最重視的原則問題上和了稀泥，與民主黨妥協、失去了原則。

麥卡錫的第一宗罪就是為了避免美國政府關門，與總統拜登（Joe Biden）達成了暫時提高債務上限安排，將債務上限問題推遲至2025年初，對此，共和黨眾議員古德（Bob Good）說：「我們很多人都乞求過議長，一再懇請議長把債務上限當作槓桿，來推動削減支出和改革，然而，他卻談判達成了無限制的提高債務上限。」

麥卡錫的第二宗罪則是再次為了避免美國政府關門，推動通過「為期45天的支出法案」。雖然在通過的法案中，民主黨也稍微讓步，同意將援助烏克蘭的資金從法案中剔除。但是在共和黨看來，麥卡錫完全沒有能力壓迫民主黨消減開支。對此，動議罷免麥卡錫的蓋茨說：「我不認為投票反對麥卡錫是混亂，我認為33萬億美元的債務是混亂，我認為面對2.2萬億美元的年度赤字是混亂，我認為不通過單一主題的支出法案是混亂。」

麥卡錫把蓋茲動議罷免他看做個人恩怨，他說：「你們都知道這是公報私仇，跟開支預算一點關係都沒有。」麥卡錫又稱蓋茲因眾議院針對其道德調查，而對他懷有個人恩怨。

麥卡錫「兩宗罪」 豈止個人恩怨

如果這起麥卡錫遭罷免事件真如其所說是出於個人恩怨，或者是完全出於黨爭，反而可能是好事，代表着美國兩黨的政治對立雖然嚴重但還可能有交易、緩和的餘地。更麻煩的是，如果兩黨對立是因為各自堅持自己理念而無法妥協，這才是最可怕。因為堅持理念和原則的人，才是最不容易妥協的。

客觀而言，麥卡錫為了政府不關門，而放棄共和黨強硬派的立場，是一個議長顧全大局的表現，符合美國的短期利益，對國家有功無過。

但是共和黨強硬派的意見也不是沒有道理，如同蓋茲所說，33萬億美元的天量國債加上每年2.2萬億美元的赤字，如果再加上聯儲局大幅加息後急升的國債利息，必定將國債規模愈滾愈大，政府不限制開支的話，寅吃卯糧吃到極限的話，美國財政崩潰遲早必定發生，屆時大概率財政崩潰將伴隨美元霸權的終結，嚴重打擊美國國家利益。共和黨強硬派希望盡早縮減政府開支，以免或盡量延後最惡劣的情況發生，其實是相對負責任的做法。

然而當前民主黨不理財赤力谷經濟的做法，也不是沒有邏輯。民主黨並不是不知道一味滾大財赤的做法最終要出問題，其「大花筒」經濟政策背後可能主要有兩個考量，一是不大量印鈔、放任赤字增長的話，不用等到將來，現在經濟就有很大可能出問題，既然現在就要出問題，那還是先顧眼前，將來的事情將來再說。畢竟民主黨還想選舉連任，沒理由倒自己的米；二是可能有以拖待變的想法，譬如像現在這樣，一面印鈔頂住自己的經濟，一面呼朋喚友打壓、圍堵中國，同時也利用烏克蘭打擊俄羅斯，不管是打敗中國還是俄羅斯，都會有勝利果實可以收取，說不定可以解決美國自身的困難。

兩黨堅持各自「藥方」 僵局難破

在某種程度上，麥卡錫、民主黨和共和黨強硬派的經濟邏輯都是說得通的，很難說誰的策略錯誤。共和黨強硬派的藥方類似「長痛不如短痛」，希望用短期的痛苦換來長期的可持續；民主黨的藥方大概是「長痛短痛不如不痛」，先打強心針頂住短痛，然後利用自己的優勢去打擊對手，希望把對手打垮獲得勝利果實來解決財政失衡。如果比較起來，共和黨的藥方會有短痛，不過確定性高；民主黨的藥方可能無痛，但一定程度要靠碰運氣。

正是因為民主黨和共和黨各自都有一些道理，以及掌握了部分真理，難言高下，因此未來雙方惡鬥、政治陷入僵局的可能性較以往大大提高。面對國債愈來愈大的現狀，共和黨強硬派的讓步空間將愈來愈小，態度也會愈來愈硬。

共和黨強硬派的不妥協已經令到眾議院議長難產，如果眾議院不批准新法案的話，美國政府到11月17日又會無錢運作。而且，近日的巴以衝突促使拜登政府宣布了一項高達1,000億美元的援助以色列、烏克蘭計劃，更加大了美國的財政壓力，有可能激起共和黨強硬派的更劇烈反彈，增加美國國會和政府陷入癱瘓的機會。

「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見面留一綫，日後好相見」、「得饒人處且饒人」、不要「趕狗入窮巷」等等，中國民間有許多這類的俗語，屬於典型的中國智慧，主張對人對事不要趕盡殺絕，要有時想無時，給自己和別人都留條後路，不要將人逼到絕路，然後玉石俱焚，造成大家都不想見到的結果。

1962年，印度出於對國際和中國形勢的錯誤判斷，推行「南進」政策，不斷蠶食中國領土，不留餘地、自己把路走絕了。中國政府初時從大局考慮，盡力避免與印度發生衝突，解放軍甚至主動單方面從實際控制綫後退20公里。但是中國的克制並沒有得到印度的理解和回報，印度錯將中國的克制當做軟弱，反而變本加厲乘機加緊入侵中國領土。

對於印度的謎之操作，毛澤東主席困惑不已，他在討論印度入侵的中央會議上說出了那句廣為人知的名言：「我想了十天十夜，總想不通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時任印度總理）為甚麼要來搞我們。」直到開戰前，他還在問軍委領導「他尼赫魯真想打仗啊？」

昔中印邊境戰爭 華勝卻後撤

印度的不知進退終於招來了中國的雷霆之怒，自1962年10月20日始，解放軍進行了為時1個月的自衞反擊作戰，一舉殲滅印軍3個旅（第7旅、第62旅、炮兵第4旅），基本殲滅印軍3個旅（第112旅、第48旅、第65旅），另殲滅印軍第5旅、第67旅、第114旅、第129旅各一部，斃傷印軍第62旅旅長霍希爾．辛格準將以下4,885人，俘印軍第7旅旅長季．普．達爾維準將以下3,968人。當時，解放軍的前鋒距離印度首都新德里僅300公里，時任美國駐印大使在日記中寫道，「這一天在新德里出現了極度的驚恐，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公眾士氣的瓦解。到處都是恐懼的流言，甚至有人說中國將派一支傘兵進攻首都。」他總結道：「印度這個國家正在瓦解。」

然而就是在這樣大勝的情況下，中國卻做出了一個令世界大吃一驚的舉動。1962年11月21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宣布中國邊防部隊在中印邊境全綫停火、後撤。12月1日至1963年3月1日，解放軍後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雙方實際控制綫中國一側20公里以北地區。隨後，中國政府又向印度政府交還了繳獲的大批裝備，釋放了3,900多名被俘官兵。

西方國家普遍不理解中國的舉動，在他們的文化裏，哪裏有打了勝仗，還要把佔領的土地交回去的道理。可是，就是中國政府這看似不近常理、自我抑制的行動，卻為中印邊境贏得了超過60年的基本和平。

一定程度上，今天巴勒斯坦、以色列之間解不開的死結，也可以說源自邊界糾紛。1947年聯合國大會181號決議，通過了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猶太國和阿拉伯國的決定，其中猶太國佔57%的土地，阿拉伯國佔43%的土地。不過，當時人口較多並是巴勒斯坦事實主人的阿拉伯人，不接受人口較少的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國，並佔有更多的土地，試圖用武力解決問題，於是中東的阿拉伯國家主動聯合，對剛剛建國的以色列發動軍事打擊。

以巴不妥協 仇恨愈大愈難解

但是戰爭的結果並不如阿拉伯人所想，在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支持下，以色列取得戰爭的勝利並佔領了更多的土地。特別是1967年的6日戰爭後，以色列更加擴大了對巴勒斯坦土地的佔領，並在歷次戰爭勝利的基礎上，通過不斷擴大佔領區蠶食巴勒斯坦的土地，陸續吞併了東耶路撒冷、敘利亞的戈蘭高地等，持續擠壓阿拉伯人的生存空間。

巴以幾十年的鬥爭史，簡單講大概就是一部「冤冤相報」的歷史，雙方今天你殺我，明天我殺你，從各自的立場看，都有不妥協的理由。可是，雙方不妥協的結果，卻是人愈殺愈多，仇恨愈結愈大，問題愈來愈難解決。

今年10月7日，以消滅以色列為己任的哈馬斯（伊斯蘭抵抗運動），又向以色列發動了近幾十年最大規模攻擊，哈馬斯聲稱在20分鐘內發射了5,000枚火箭，並通過各種手段滲透到以色列進行攻擊。截至上周一（16日），雙方已經有超過4,200人在衝突中死亡，以色列遭受了近年來最慘重的損失。惱羞成怒的以色列誓言報復，在大規模空襲哈馬斯的藏身地加沙地帶後，又動員了30多萬預備役部隊，準備從地面進攻加沙地帶。

加沙地帶是一片僅365平方公里的狹小地區，2022年底人口接近240萬，相當密集。如果以色列為打擊哈馬斯從地面進攻的話，勢必造成大量無辜的民眾和婦女、兒童死亡，帶來人道災難，製造更多仇恨，必定遭到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反對。事實上，現在已經有很多國家認為以色列的狂轟濫炸、斷水斷電是過度防衞、濫殺無辜。

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以暴易暴」策略看來已經走進死胡同，完全沒有出路。以色列希望用加倍的打擊嚇阻巴勒斯坦人的反抗，事實證明此路不通。過去每次巴勒斯坦人攻擊以色列後，以色列都會加倍報復，可是巴勒斯坦人對加倍報復的回應，卻是更多、更大規模的攻擊。本次哈馬斯的大規模攻擊，迫使以色列自1973年以來，首次宣布進入「戰爭狀態」，足以證明以色列「以暴易暴」策略的結果，不光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令衝突升溫、擴大。

和平共存不易 惟對雙方有利

中國政府中東問題特使翟雋表示，「中方一貫認為，武力從來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武力也解決不了問題，以暴易暴只會陷入冤冤相報的惡性循環，給政治解決製造更多障礙，惟有盡快停火止暴，推動局勢降溫，才能給政治解決創造必要條件。」

翟特使的話，雖然乍一聽有點老生常談，實際充滿了「退一步海闊天空」的中國智慧，闡述了在巴以雙方那種互相仇視、不共戴天的單向思維外，還有一條和平共存的路。雖然這條路不容易走，需要雙方都放棄「獨贏」心態，特別是強者佔上風時更要自我抑制，不一定符合巴以人民的文化傳統，但是從中國的歷史經驗來看，這是一條對雙方都最有利的路，即使強者暫時看似放棄了一些勝利果實，長期來看，和平的結果最終對強者也是有利的。

「感覺香港商場裏人少了，餐廳也沒有以前熱鬧，好像冷清了很多。」一個久未來港的朋友見面聊天時說。「內地比香港如何？」我問他，「也不太好，前不久我去我家附近一個賣工藝品的專業市場，幾十萬平米的市場，沒見多少客人，比以前差遠了。」他回答。

「房地產市場有些好轉嗎？政府最近出台了不少放鬆政策。」我繼續問；「沒見甚麼起色，一般的市民基本都對買房沒啥興趣了。」他說。

一般人對經濟的體感偏冷，這恐怕是一個普遍現象，政府發布的宏觀經濟資料則相對要樂觀一些，例如中秋國慶的旅遊消費資料都較預期為好；9月反映通貨膨脹的指數CPI和反映工業生產者的出廠價格指數PPI雖然同比持平和下降，但同上月比都略有上升，說明需求略有改善；進出口資料也是同比略有下降，不過如果剔除節假日影響，還略有上升。

美續遏華 外資流走民企謹慎

然而盡管宏觀經濟資料較一般人的感受為佳，但經濟形勢離開較好復甦仍有相當距離，需求不足、信心低迷的情況並沒有明顯好轉，還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投資、出口和消費都遇到一些問題，出口受美西方打壓、以及美西方內部高通脹影響，前景不明朗；投資面臨民企信心不足、普遍躺平的問題；消費則受資產價格下跌、經濟壓力較大的影響，表現出一定的消費降級現象。

從宏觀角度觀察，政府刺激經濟效果不夠明顯，直接的原因大概是：受地緣政治影響，外資外流增加。因為美國為了打擊中國經濟，從政治、政策到輿論都在強迫、鼓勵和誘導資金離開中國，例如推動產業鏈外移，宣傳中國不可投資等等，雖然中國政府也在大力鼓勵外資，部分外資也未必願意跟隨美國的指揮棒跳舞，但總體來看，美國的強迫和誘導還是有一定作用的，外資總體對投資中國較前謹慎。

外資的情況轉差，民企也較謹慎。自政府2021年整頓房地產、科網平台和教培平台以來，相當多民企受到較大打擊，財富蒸發相當嚴重。以香港股市為例，據港交所資料，21年港股總市值最高約為58.7萬億港幣，而至2023年6月底，總市值僅約33.9萬億港幣，蒸發接近25萬億，佔總市值比例超過40%，所以一定程度可以說，香港上市公司和各類投資者等，大約有40%的財富被消滅。一般而言，民企是這輪資產大蒸發的主要受害者，平均40%的財富消滅，對很多民企來說，實際損失要遠高於40%，比如內房板塊，普遍內房企業股價和其發行的美元債價跌幅超過90%，很多內房投資者的財富十不存一，非常慘烈。

須激活市場 營造可賺錢環境

經過這樣嚴酷的財富消失打擊，指望多數民企還像過去經濟較為活躍時那樣，政府一出政策就積極回應顯然不大現實，膽量已經沒有了。現在的實際情況是，很多民企老闆普遍選擇躺平，失去了冒險、積極進取的勇氣。當然，在財富大蒸發之下，手頭沒錢也是造成勇氣不足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剩下的錢已經不多了，不敢再輸了。

外資流走，民企躺平，過去發展經濟的主力之一地方政府，在房地產低迷、賣地困難的背景下，也是自顧不暇。在最富庶的珠三角地區，一些地方的公務員已經有一段時間四折支薪了，還要倒追幾年的獎金。可以想見，連工資都無法足額發放的地方政府，還有多大的財力和資源可以投入到經濟發展中去。

如果曾經的發展經濟主力地方政府、民企、外資都一起躺平或無所作為，要想經濟能有較好的表現自然困難重重。因此，必需要想辦法重新鼓足它們的勇氣，幫他們卸掉包袱，然後共同努力，才能推動經濟有較理想的發展。

可是，要怎麼做才能再次鼓起它們的勇氣，讓它們再次積極投入到經濟發展中去呢？較有效的辦法恐怕是對症下藥，針對性地解除它們的限制或顧慮，才可能取得較好的效果。

地方政府的主要約束是財政約束，地賣不出，沒錢了，所以無法投入資源發展經濟；民企的信心和財富都有問題，不過民企的信心問題實際也是財富問題，因為財富蒸發了導致沒信心，如果能賺到錢，財富可以恢復增長，信心自然就會有較好恢復；外資則有兩面性，一是一定程度受地緣政治和美國的干擾影響；二是資本的逐利性決定了只要中國市場可以賺到錢，外資一定會不理政治干擾而重投中國，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規律。

要想解決財政約束和營造一個可以賺到錢的市場環境，在中國現在的情勢下，都需要錢。不重組地方政府債務和讓房地產市場恢復流動性，地方政府的財政約束就很難消除，也就無法積極參與經濟建設；不解決資產市場面臨的沉重壓力，投入資金形成一個有賺錢機會的健康市場，就無法吸引民企和外資的積極投入。

中央財政資金 對症下藥3路徑

由於目前中國唯一有能力進行重大資金投入的主體只有中央財政，因此，中央財政是否大量投入資金是短期能否啟動上述幾個經濟發展重要力量的關鍵。只要中央財政大規模投入，不管投向哪裏，都會對經濟產生一定正面效果，當然，投入路徑不同帶來的效果也會存在差異。

目前市場提及的中央財政投入資金路徑主要有三條：一是成立平准基金買入股票；二是投入長期資金買入內房過剩房地產，將之轉為保障房，打通房地產的淤堵狀態；三是重組地方政府債務，恢復地方政府活力。

三條路徑的效果可以分為兩類，第一條路徑可以即時起到提振市場信心的作用，並通過活躍資本市場以及資本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改善經濟的基本面；第二和第三條路徑則是通過打通困擾經濟的債務鏈條，改善經濟的基本面，並在基本面改善的基礎上進而改善市場信心。

從經濟邏輯看，通過改善經濟的基本面，進而改善市場信心，邏輯更通順、實現的確定性更高；而通過提振市場信心，進而改善經濟的基本面，在實現的時間和效果上，存在一些不確定性，相比較而言，第二第三條路徑可能較第一條路徑的費效比（投入費用和產出效益的比值）更高。

但是不管怎麼說，宏觀而言，困擾經濟的核心問題就是「無錢」，只要中央財政肯大量投入資金，即使有點路徑偏差，都是對症下藥

香港樓市從年初至今，大約走了一個∩型，年初因為憧憬「復常」後經濟迅速好轉，樓市走了一波升勢，至4月初漲幅大約有7%（根據中原城市領先指數CCL計算），不過到9月下旬，年初以來的升幅基本化為烏有，而且從趨勢看，樓市持續走弱的可能性相當大。

根據物業代理提供的十大藍籌屋苑周末交投數據，自5月以來，交投持續在低位震盪，9月下旬的周末（23、24日），十大藍籌屋苑僅錄得2宗成交，為2022年7月初以來新低，說明樓市氣氛相當清淡。

樓市氣氛不佳，部分原因與美國持續加息，供樓負擔不斷增加有關，但更重要的，恐怕與香港經濟前景不夠明朗有關。

今年以來，香港經濟的各主要環節普遍復甦乏力。經濟支柱之一的金融業，情況不僅沒有好轉，反而較疫情時更差。根據港交所資料，2022年港股日均成交額約為1,249億；而今年首8個月港股日均成交金額僅約1,120億，較去年平均水平下跌約11.5%；單計8月，港股日均成交金額約1,018億，較去年平均水平下跌約22.7%。

港缺資金人才 樓市難免低迷

融資情況也很不理想，今年1至8月，港股首次上市（IPO）集資額僅約208.1億，較去年同期下跌64.3%，IPO的排名跌至全球第8位，不僅低於內地和美國，也低於阿聯酋的阿布達比證券交易所（ADX）、印度交易所（NSE）和印尼交易所（IDX）；股市的集資總額僅約890億，較去年同期下跌47.2%。

香港僱用員工最多的貿易與物流業，情況也不好。今年1至8月，不論進口還是出口金額都持續下跌，唯一令人稍微安心的是，8月的進出口按年下跌的比例較前幾個月顯著收窄，希望是香港進出口業快將恢復穩定的信號。

旅遊零售業也遇到相當大的挑戰，雖然內地遊客在兩地通關後快速恢復，8月內地訪港旅客數已達約344萬，約等於疫情前2018年8月訪港人數的71%，不過旅客的消費模式卻出現明顯變化，從過去的爆買式「購物遊」變為現在的打卡式「深度遊」，消費金額大為下降。同時，本為香港經濟復甦主要動力的內部消費，卻在通關後出現了部分北移迹象，相當多香港市民熱衷於在假日北上內地消費。以最近的國慶黃金周為例，9月30日是假期首日，結果截至當晚9點，共有約32.2萬內地遊客來港，卻有約50.3萬人離港，離港人數遠多於來港人數，說明北上消費的動能相當熾熱。

房地產本質上是一個主要依賴本地資金的行業，因為房屋不像普通商品那樣可以出口賺錢。用通俗的話講，房地產是一個「塘水滾塘魚」的遊戲，其價格高低或市場是否興旺主要取決於本地是否有足夠的資金，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房地產是本地財富的表達方式而不是創造方式。若本地經濟興旺，大量資金、資源和人才滙集，房地產自然就蒸蒸日上；相反，若本地經濟疲軟，各行業賺錢艱難，社會缺乏財富，無法吸引足夠資源和人才流入甚至資源外流，房地產就難免低迷。

欠信心 「剛需」也難轉有效需求

也許有人會說，香港地少人多，有頗多的所謂「剛需」，因此房地產市場有較強支持。依房委會公布的公屋申請情況，截至2023年6月底，一般公屋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約為5.3年，遠高於政府的3年輪候時間目標，說明房屋供應確實較為緊張。但供應偏緊只是香港房地產市場的一個面向，如果沒有足夠的資金或對經濟前景、自身工作和收入有足夠信心，潛在的「剛需」可能不會轉化為有效需求。5月以來香港樓市價量齊跌的疲弱表現，足以說明經濟前景對樓市的影響較是否有大量潛在「剛需」更大。

香港限制樓市購買力的「辣招」自2010年開始分步推出，在2016年「加辣」提高稅項，目的是為了在經濟前景正面、外地資金湧入的情況下保護本地居民的置業需求。但時過境遷，現在香港的經濟環境遠較當年惡劣，在地緣政治風險上升、經濟前景不夠明朗、部分人才外流的情況下，樓市的購買力大為萎縮。股市、樓市不景氣，已成為拖累香港經濟的主要風險。為了減輕經濟面臨的壓力，穩住樓市而不是任由樓市跌入熊市給經濟添壓，是值得考慮的選擇。

中美博弈加劇 削弱港橋樑角色

從根本上來說，香港房地產市場長期穩定發展的前提需要香港經濟重拾發展動力。香港近幾十年樓市持續走強的背後，有賴於改革開放以來內地和香港的經濟持續快速成長。不過，由於美國無法容忍中國的持續成長，中美博弈加劇，香港變成中美博弈前沿，香港在內地改革開放後扮演的中西橋樑、外資進入內地跳板的角色，近年來已經大為削弱，香港必須尋找新的定位，例如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更好地參與一帶一路發展等，才可能打開新的成長空間，為樓市的平穩發展奠定基礎。

​對香港樓市來說，找準香港新的定位，調整結構，重拾發展動力固然是治本之策，但需時較長，對紓緩眼前的經濟困難未必有太大幫助，因此考慮一些短期容易見效的政策，對於增強市場信心，改善市民情緒還是有益的。

​減辣非撤辣 平衡利益彈性做法

對於限制買樓的政策「減辣」，短期應對樓市有些刺激，可以一定程度減輕買家入市的成本，起到活躍市場的作用，雖然長期的效果未必很大，但政府「減辣」這件事本身，可以顯示政府關心經濟、盡力維護經濟平穩運行的態度，也部分響應了市場關切，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擇；也有些意見認為應該一步到位「撤辣」，完全撤銷辣招，不過考慮到即使完全「撤辣」，也未必可以扭轉樓市的下跌勢頭，而且一次將子彈打完，對於市場信心也未必有利，加上雖然目前樓市不景氣，但絕對價格仍然相當高，市民心理也未必適宜全部「撤辣」，因此適當「減辣」而非完全「撤辣」，可能是一個較能平衡各方利益的彈性做法。

此外，今年2月的財政預算案明確將重推「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對於吸引資金流入香港有一定作用，不過至今未見具體內容，如果計劃可以盡快落實，相信對於活躍香港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都會有些說明。

理論上，盡快發展北部都會區既可以一定程度短期拉動香港經濟，也有助於香港加快融入大灣區，是一個標本兼治的舉措，不過發展北部都會區規模大、情況複雜，涉及到的利益、法規繁多，想要加速發展，尚需各方面的積極配合與努力。

這個世界的本質是叢林，在叢林裏，弱小是原罪，是要被猛獸吃掉的。因此，要想在叢林裏生存，就要按叢林的規矩辦。叢林規則第一條，就是要足夠強大；如果不行，那也要扮強大；千萬不能露出破綻和傷口！

練內功壯實力 勿露破綻傷口

強大的猛獸例如獅子、老虎，是叢林天然的王者，享有對其他弱小動物生殺予奪的權力，基本沒有東西可以限制牠們，但是也要小心不要受傷，在叢林裏，受傷是一件危險的事。看看海中霸主鯊魚，一旦露出流血的傷口，生命就進入倒計時，很快就會被其他鯊魚分食。

普通動物在生存博弈中一般怎麼做呢？常見的就是扮強大，大猩猩與其他動物爭鬥時的標準動作，就是站起來雙手擂胸，盡量讓自己看起來高大威猛一些；公雞打架就是沒打先炸毛，讓自己看起來更大一些等。總之，就是用各種手段讓自己看起來比平時更大、更厲害一些，以嚇阻對手。

叢林規則第二條，就是叢林只尊重強者，擁有尖牙利爪者之間輕易不會以性命相搏，除非面臨生存危機。所以，我們常常可以見到猛獸獵殺食草動物，卻很難看到獅子老虎等猛獸之間的爭鬥；其次，足以給猛獸造成傷害的大型食草動物，例如大象、犀牛等，猛獸也不敢輕易招惹牠們，也會尊重它們的利益。這條規則的引伸含義就是：要想在叢林世界獲得各方的尊重和平等對待，靠示好、哀求是不行的，要靠練好內功、擁有強大的、足以與強權抗衡的實力。

美國整體而言，就很好地踐行了叢林的規則。雖然美國本身很強大，是世界的超級強權，但是美國對自身可能暴露的弱點，是反應非常迅速的。例如美國過去一段時間遇到的幾次重大衝擊，像雷曼兄弟倒閉引發的金融動盪、新冠疫情對社會和經濟的打擊、以及最近的美國中小銀行因持有美國長期國債大幅貶值引發銀行危機等，美國政府和聯儲局每次都能及時快速應對，迅速用聯儲局提供的金融支持穩定局面，很好地保護了自身的傷口，恢復了起碼表面的強大。

刺破地產泡沫 須速處理減震盪

與美國相比，中國卻常常被視為沒有按叢林的規則辦事，忽視了叢林規則的重要性，在中美博弈中一定程度陷入被動。例如疫情以來刺激經濟的過程，就頗有值得商榷之處：

首先，中國用激烈手法主動刺破房地產泡沫、整頓科網平台秩序、打擊教培平台，並對所造成的經濟損害不加保護，就不符合叢林的第一規則「扮強大」，在世界叢林裏，不強大者尚且要用各種手段扮強大，掩蓋自身弱點，以避免有心者覬覦。不見有本來沒有傷口，可是卻偏偏要弄傷自己然後暴露給外界者。中國的經濟結構長期以來存在一定問題，應該解決。可是如何解決卻並非只有強行打擊一條路。如果納入叢林視角「千萬不能露出破綻和傷口」的考量，更佳的處理方式應該用冷處理、逐步解決，不要引起經濟明顯動盪的辦法，而不是用熱處理、刺破泡沫的激烈做法。

其次，刺破泡沫、引起經濟的巨大負面反應後，按照叢林的規矩，應該要盡快止血、處理傷口，不要讓傷口長時間暴露，引來外界的嗜血猛獸。可是中國在實際處理過程中，政府的刺激經濟政策似乎總是落後於形勢半拍，不能起到盡快穩定經濟、修復損傷的作用。而在可以用放鬆政策、鼓舞信心解決問題的時候，放鬆的力度和節奏都不足，使得問題擴散；在問題擴散、無法單靠放鬆政策、鼓舞信心解決問題時，又不積極動用央行的金融力量來穩定市場，導致問題越變越大，令市場信心盡失，嚴重打擊了一向相信政府的社會中堅力量。

第三，當前內地市場主體和外資，對經濟前景和政府刺激經濟政策的信心都極度低迷，設想依靠外資和民營經濟來支持經濟困難重重。根據叢林規則二，叢林只尊重強者，反過來就是說，在你證明你的實力前，不會得到其他人的尊重。

要想獲得外資和民營資本的追隨和支援，政府恐怕需要先主要依賴自己的力量扭轉經濟的下滑勢頭。

當前的主要問題，雖然已經由之前個別內房的一個點，擴散到現在經濟的方方面面，但根子無非是因為內房資金鏈條斷裂，風險循債務鏈條不斷擴散造成的。債務鏈條不斷地將更多原本正常經營的市場主體捲入，影響了市場信心和預期，使得原來單純的資金鏈問題，變成了現在的債務、信心、需求互相影響的複雜問題。只要抓住債務鏈這個根子，問題還是不難解決的。

近日，內地有官媒喊話對「化解房企債務風險要有定力」，其核心要點是要市場耐心等待各項支持房地產行業的政策顯效。不過，考慮到內房債務危機2021年爆發以來，市場已經等了超過2年，結果是問題不僅沒解決反而雷越爆越多，再要求市場有耐心說服力不強。因此，恐需採取更快見效的辦法才能恢復市場信心。

近月的經濟資料也顯示，經濟正在加速放緩，穩定房地產市場有一定的急迫性，可以考慮先穩住市場，才徐圖各項支持政策顯效的兩步走對策，先救急，再轉型。要想迅速穩定房地產市場，央行向市場注入資金必不可少（美國的救市經驗也顯示，美聯儲的金融支持是關鍵因素），可行的辦法如央行通過政策性銀行定向貸款大量收購過剩房地產轉做保障性房屋，或者加大對內房企業的金融支援力度、擔當最後貸款人等。

先救急再轉型 防外力趁火打劫

對於市場多次呼籲通過發放消費券，拉動消費的建議，有官媒表示反對，認為「成本太大，在我國根本不可行。」、「假如每人發1,000元現金，則需要約1.4萬億元，但這對刺激消費能起到多大作用呢？」，其核心觀點是財政負擔大、效果不確定。實際上，市場普遍建議的是發消費券並非現金，消費券無法儲蓄，只能限時消費，刺激消費的效果相當確定。

據專家測算，消費券的乘數效應約為3，基建的乘數效應略高於1。就是說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約為基建的3倍。假如發14,000億消費券，規定半年用完，每次消費可以使用30%，等於自帶3倍杠杆，14,000億的消費券就會帶來52,000億的消費，再考慮消費的3倍乘數效應，其創造的經濟貢獻約為15.6萬億人民幣，超過GDP的10%，必將極大地拉動經濟增長，有望一舉扭轉中國經濟需求不足的現狀。

中國經濟復甦遇到較大阻力，一定程度惡化了中美博弈過程中方的態勢，要想改變被動局面，從根本上講，需要推動經濟盡快走出當前的疲弱狀態，先救急，穩住陣腳，再徐圖轉型。如果只關注轉型，任由經濟失速下行，經濟可能在外力的趁火打劫下，進入更艱難的境地。

近兩年來，走勢偏弱是港股的常態，不僅弱於美股、同樣弱於內地A股。弱勢的原因很簡單，五行缺水，或者一言以蔽之，缺錢。

因為香港本身的經濟規模很小，去年隻有不足3萬億港元，而港股規模很大，接近40萬億港元，以本地小小的經濟規模去支援大大的港股，形象的說法就是小馬拉大車，車太重，小馬拉不動。

過去本地資金不足以支援港股的情況也存在，不過在中美關係尚好的時期，香港資金不足可以有大量的外資彌補，所以，本地缺錢對港股的影響相對有限。但現在中美交惡，外資改流入為流出，內地資金流入港股的速度又追不上，於是問題凸顯，港股也就越走越弱。

在港股缺錢的結構性弱點有根本解決方案前，港股走入持續牛市的難度不小，大部分時間可能都會維持一個牛短熊長的走勢，簡單總結就是：在缺乏消息時，市場一般以走弱為主；在政府有刺激政策時，股市常常從低位出現急速反彈。回顧過去兩年的港股走勢，大緻都符合這個總結，港股每次的大反彈，往往都是受政策刺激影響。

假定這個總結現在依然有效，根據各方面消息和經濟資料，中國政府很可能在近期或者6-7月推出新一輪刺激經濟政策，根據過去經驗，政府的刺激政策往往可以帶動港股出現較大反彈。近日港股走勢已顯出一些不尋常，例如正常情況下，成交低迷說明觀望氣氛濃厚，往往代表著市場走弱。但近日情況恰恰相反，一面是港股成交不斷萎縮，一面是恒生指數穩定向上，與常見形態差異很大，說明有些影響港股走勢的因素發生改變。

港股應弱不弱說明市場有轉強可能，媒體報導中國政府即將推出新一輪刺激措施說明港股有轉強的理由，所以，港股很可能已經步入三季度大反彈的軌道，並隨時可能因刺激經濟的消息公佈而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