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12月8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透露了重大政策轉向訊號，對經濟和股市都有強烈的方向性指導意義，值得高度關注。

近幾年，中國經濟一直面臨相當壓力，在美國主導的經濟、科技、金融等圍堵打壓下，政府雖然不斷推出不同領域的刺激政策，但整體效果不算顯著，經濟持續成長的動力不強，較為被動。筆者曾在今年6月文章《轉守為攻爭主動 打破西方圍堵》中提出「用進攻打破圍堵，爭取主動。」的建議，在本次政治局會議中，中央明確發出了有異於過去幾年基調的指示，要求「以進促穩」，通俗地解釋，就是要用「前進」或「攻擊」來促進或維護穩定。

經濟基調 明年由「穩」轉「進」

「明年要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後破，強化宏觀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這是中央對2024年中國經濟工作的總體要求。與之相對應的，可以看2022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23年經濟工作的總體要求「明年要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加大宏觀政策調控力度，加強各類政策協調配合，形成共促高質量發展合力。」

仔細比較，這兩年總體要求重點並不相同，2022年對2023年經濟工作要求的重點是「穩」，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就是無論幹甚麼，先要考慮是否能穩住，潛台詞是影響「穩」的事情可以少幹甚至不幹；今年對2024年經濟工作要求的重點則是在「進」上，「穩中求進」雖仍存在，但在「穩」和「進」的關係上，卻不是之前的優先考慮是否能「穩」，而是明確的說明要「以進促穩」，潛台詞是不「進」恐怕就「穩」不住，實際反對為了表面上的「穩」，而放棄了「進」，換句話說明年必須「進」，當然這個「進」也有限制，就是不能冒進，影響穩定。

「先立後破」不算是新提法，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有類似的內容，「調整政策和推動改革要把握好時度效，堅持先立後破、穩扎穩打」，不過今年的重要性上升，直接放進了2024年經濟工作的總體要求，就是說，在2024年任何經濟政策的調整，都要先考慮如何善後，並在做好善後工作的制度和政策建設後，才能安排相應政策調整，等於給市場吃了顆定心丸，就是不會再有猝不及防、沒有安排好善後的政策出台。

轉守為攻 加力提效提振信心

「要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強經濟宣傳和輿論引導。」這是本次會議一個引人注目的新提法，之前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未見有明確要求「加強經濟宣傳和輿論引導」，說明在美國及其盟友長時間、無底綫地利用傳媒力量抹黑中國後，中央重視正面宣傳、輿論引導的作用，要求各方面盡力傳播正能量，提振市場信心。

「積極的財政政策要適度加力、提質增效，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精準有效。」這句話裏最令人關注的地方，就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要適度加力」，這個表述比202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顯然要更加具體、積極一些，相比較而言，「適度加力」表示肯定要「加力」，不過增加的財政投入要在「適度」的範圍內。可以預見的是，增加一點點力量肯定不叫「適度」，成倍增加恐怕又超出了「適度」範圍，所以明年增加的財政投入大概會處在一個較大數量但又低於成倍增加的範圍內。而「加力提效」這個表述裏，「加力」的量相當模糊、彈性很大，只增一點點也是可以滿足要求的。

未再提「過緊日子」 鬆緊箍咒

不過，可能對經濟和市場有更大潛在影響的是，自2020年以來中央一直強調的地方政府要過緊日子的提法不見了，可能意味着近年來嚴重遏抑市場的緊箍咒鬆開。回顧中央過去幾年關於財務槓桿的提法，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抓實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工作，黨政機關要堅持過緊日子。」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黨政機關要堅持過緊日子。嚴肅財經紀律。堅決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隱性債務。」202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在有效支持高質量發展中保障財政可持續和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可控。」雖然2022年沒有了「黨政機關要堅持過緊日子」也就是地方政府要過緊日子的提法，但仍然強調債務風險可控，也就是財務上仍然偏緊。

今年的政治局會議內容中，不僅沒有了地方政府要過緊日子，也沒有了地方債務風險可控的提法，換言之，今年政治局會議關注的重點已經不在財務槓桿、地方債風險上了，而是如何可以平穩前進。「進」才是今年工作的重點，為了實現「進」，財務槓桿、地方債之類的限制恐怕都要適度放寬。

從港股走勢來看，港股是在2021年2月見近年高位的，走入長期震盪下跌市的時間與中央開始控制財務槓桿、要求地方政府過緊日子的時間大致脗合。從導致港股持續下跌的基本因素來看，內房高槓桿企業的大規模資金鏈斷裂，明顯與政府去槓桿、限制內房企業融資的政策有關；而對科網、教育平台的整頓，明顯與當時只管「破」，或「先破後立」的政策環境有關；地方政府這個中國主要的經濟發動機之一熄火，甚至成為發展經濟的拖累，也與中央要求地方政府過緊日子的政策脫不了關係。

從宏觀看，雖然美國及其盟友對中國經濟、科技、金融等的圍堵打擊是阻礙中國經濟復甦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但是更重要的，中央政府試圖壓低經濟整體財務槓桿率、限制資本無序擴張、控制地方政府無序舉債的努力，才是經濟和股市承受的最大壓力來源。盡管近年來，政府不斷推出各種刺激經濟措施幫助經濟恢復成長動力，惟控制財務槓桿的壓力始終令這些措施效果有限。

利淡漸化解 股市望逐步見底

如果用一個字來形容，那麼本次政治局會議可能就是疫情以來中國經濟從「穩」向「進」的轉折點，盡管這個「進」可能是溫和的或者適度的「進」，不是狂飈猛進。但「穩」與「進」的方向是有本質區別的，這個區別表現在股市上，就是內地與港股近年的長期下跌可能快將看到終點；當然考慮到目前市場的極度悲觀氣氛、房地產業惡化情勢尚未有效遏止、地方債化解尚未成功等負面因素，港股真正見底也許還需要一些時間。

與古代相比，現代經濟正變得愈來愈龐大和複雜，各種各樣的經濟理論也愈來愈多。然而複雜的經濟容易讓人流於表面，猶如盲人摸象般，只注意了經濟的某個側面，卻忘記經濟的本質；愈來愈多的理論各成一家之言，聽着都有道理，卻難免令人莫衷一是，最後不知道該選哪個理論。

要抓住經濟的本質，了解治理經濟的原本目的，有時候回顧歷史是有益的，因為古代經濟的運作模式非常簡單，恰恰最容易展示經濟最本質的內容。

從漢代《論貴粟疏》 看經濟本質

漢代的名臣晁錯，曾經因為朝廷的財政緊蹙、地力和民力未能盡用而給當時的皇帝（漢文帝）上過一篇著名的奏摺，就是本文引用的《論貴粟疏》。在這篇奏摺中，晁錯認為朝廷（政府）和百姓窮困的原因，主要是政策上的問題，由於政策上沒有給予老百姓足夠的發展空間，老百姓沒能充分投入農業生產，致使糧食生產不足，他提出的對策是「貴粟」，就是提高農產品價格，用價格槓桿驅動老百姓務農。具體方法是由皇帝頒布詔令，運糧到邊關的可以封爵或免罪，這樣有錢人為了得爵或免罪就會去高價收購糧食，農民種田有收益就會鼓勵更多人務農。富人得了爵或免了罪，農民得了錢，政府得了糧，一舉多得。

奏疏的首段主要內容：「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意為：聖明的皇帝（政府）治理天下，老百姓可以免於凍餓，不是因為皇帝自己能種出足夠的糧食、織出足夠的衣服給天下人，而是因為皇帝（政府）能夠為老百姓開拓各種生產、資產增值的通道。

第二段展開論述：「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意思是：而物資儲存不如的原因，是因為土地還有荒廢，民力未能盡用，可以生產的土地沒有盡數開墾，山川大澤的資源未能全部開發利用，那些不事生產的遊民並沒有全部回到農業生產。也提出警告：人民生活貧苦的話社會可能會亂象叢生。

晁錯認為，物資儲存是財富的主要表現形式，關鍵是要把人力和生產設施的潛力都發揮出來，用現代的語言描述就是要實現充分就業，不要讓產能和人力資源閒置浪費，這樣才能做到財富最大成長。

第三段主要內容：「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意思是：要是餓了沒東西吃，冷了沒衣服穿，就是慈母也保不住她的兒子，君王（政府）怎麼能保住人民呢？

在晁錯看來，有足夠的物質財富是社會治理的基礎，吃不飽穿不暖的社會難免分崩離析。

第四段進一步闡述：「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意思是：金銀珠寶等類貨幣，餓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大家都追求，是因為君王重視它們。這類東西價值高容易攜帶，可以用之周遊各地而不會忍凍受餓。有了它們，臣子可能輕易背叛君主，百姓容易離鄉他去，盜賊有了亡命目標，逃亡者有了便於攜帶的財物。而糧食布帛生產需時，體積重量又大，不容易為姦邪利用，但一天不得就會飢寒交迫，所以聖明的君王會重視五穀而輕視金玉。

晁錯一定程度認識到金銀珠寶的貨幣功能，不過很明顯他更多地是從負面角度看待這種功能，認為容易導致社會混亂，而且對國家幫助不大，不如糧食布帛是人民每日所需，是真正的財富。

五段主要是論述農民辛勞一年而生活窮困，商人優哉遊哉、憑投機取巧就獲得厚利，衣食無憂，這種現象並不合理，對國家富強不利。屬於古代經濟主流觀點。

六段主要內容「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意思是：吸引百姓務農就要令糧食價格上漲，欲令糧食價格上漲就要增加糧食的需求（使糧食具賞罰功能），號召天下人向地方政府交糧，然後可以得爵位和免罪。這樣一來，富人得爵，農民得錢，糧食分散到有需要的地方。能夠交糧得爵的人，都是富人，取富人之財給朝廷使用，則貧民的賦稅就可以減少，達到損有餘、補不足的效果，政令一發布百姓就可以得利。

重視物質生產 挖掘經濟潛能

晁錯的目的是勸民務農，不過他很有市場意識，不是用政令而是用價格來引導民眾，但是糧食漲價必定有成本，這個成本晁錯建議朝廷用封爵和免罪的方法將其轉嫁給富人，富人為了得爵和免罪就要額外收購糧食，推動糧價上漲，多收購的糧食進入政府的倉庫，可以充實邊關倉儲和預防災年。等於用封爵免罪的槓桿撬動了糧食生產，還可以改善貧富差距，相當巧妙。

簡單總結，晁錯的經濟思想有以下幾個要點：一、重視物質生產，重視挖掘經濟潛能；二、重物質財富，不重貨幣財富，主張一切經濟活動都要圍繞物質生產這個中心；三、善於用市場的手段而非法令，引導民力投入農業生產；四、善於利用政策創造需求。

當前中國某程度上也遇到地方政府財政困難、社會需求低迷、失業率較高等問題。如果借用晁錯的經濟思想，需求低迷、失業率較高實際上會損害物質財富的生產，必須盡快改善，因為那些閒置產能、人力資源等都被浪費了，長遠對社會有害；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等等，主要是一個貨幣或債務問題，考慮到貨幣本身是為物質生產服務的，如果因為貨幣的短缺造成了物質生產的下降，那就是本末倒置，偏離了物質生產是經濟核心的本質。

市場手段引導 政策創造需求

引導市場主體最有效的方式是市場手段，譬如對於屢救不起的房地產，盡快恢復房地產市場價格的穩定，比任何其他政策都更有效；面對需求不足、價格偏低的局面，可以用政策創造需求，用現代的語言表示，晁錯的辦法其實就是國家收儲，漢代需要用賣爵和免罪的方式籌措收儲資金，在當今信用貨幣環境下，可以由央行直接提供資金支持。

記得2012年7月26日，面對似乎各種救助都不起作用、且愈演愈烈的歐債危機，當時的歐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行長德拉吉（Mario Draghi）發表了「不惜一切代價（whatever it takes）」的講話，表示「歐洲央行將不惜一切代價保護歐元，相信我，這就夠了！」然後，歐洲央行推出直接貨幣交易計劃（OMT），承諾透過無上限購買歐元區重債國國債的方式來穩定市場。

面對德拉吉表現出的強大決心，市場選擇了相信，結果不費歐央行一分一厘，之前似乎出盡法寶也無法遏制的歐債危機，一下子就煙消雲散了。

「信心比黃金更珍貴」這句格言，在歐債危機的惡化和解決過程中得到了完美詮釋，在市場不相信、投資者沒信心的時候，隨你出甚麼措施，歐債危機似乎都控制不住，危機總是不斷蔓延、惡化，而一旦市場相信、投資人信心恢復，危機幾乎是戛然而止，立刻就消失了。而危機中市場選擇相信或不相信的關鍵，又取決於歐央行展現的決心。當歐央行猶猶豫豫、希望靠市場自己解決問題的時候，市場的選擇是不信；而當德拉吉表露出堅決、不顧一切的決心時，市場選擇了相信，於是危機就迎刃而解了。

宜借鑑歐央 承諾不惜代價救市

當前中國面臨的內房債務危機，與歐債危機也有一些相似之處，內房危機的廣泛傳染、惡化，與投資者、消費者、金融機構等各方面對內房業的信心不足有關，而信心不足的成因，一定程度又與政府在內房支持政策上力度有限、希望靠產業自身解決問題的態度有關。到現在，產業無法靠自身力量走出困境的局勢已經相當明朗，政府也表現出了較強解決問題的意願。但是，對於已經蔓延兩年、市場信心損失殆盡的內房危機來說，一般的決心恐怕不夠，要讓市場相信，讓各方面恢復信心，政府可能要向德拉吉學習，清晰無誤地表示不惜一切代價讓房地產恢復平穩運行的決心，只要政府表露出的決心足夠強大，相信內房債務危機受信心影響的部分將可以立即解決，房地產正常融資環境將基本恢復。

不過，與歐債危機純粹是信心危機不同，由於客觀環境的變化，現在的內房債務危機除了信心危機部分之外，還存在事實上的供需失衡。不解決這個問題，信心恢復的基礎就不夠強。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1年商品房銷售面積接近18億平米，商品房銷售金額超過18萬億元人民幣，這個數據是未受房地產調控影響下的最高數據，包括了自住和投資兩個部分；在房地產調控發生作用、內房債務危機爆發後，投資部分的需求基本上完全退出了市場，市場中主要只剩下自住的剛性和改善性需求。根據今年截止10月的商品房銷售數據推算，估計2023年商品房銷售面積將略多於10億平米，也就是說，在投資性房屋需求消失後，中國內地的自住需求將維持約10億至12億平方米一年。

另一個數據也佐證了10億至12億平方米一年的市場銷量，可能是內地進入存量市場後的長期趨勢。根據各種統計和專家測算，中國大概的存量商品房面積約在500億至600億平米之間，如果用存量600億平米、以50年折舊計算，中國的房屋因折舊產生的年需求量也約為12億平米。綜合前述數據，中國進入自住需求為主的時代後，有較大可能商品房的年需求將維持在10億至12億平米。

政府出面收購庫存 比融資有效

如果按以後年需求僅有10億至12億平米考慮，那麼目前內房業根據過去接近18億平米年銷量建立起來的庫存，如何消化就成了問題。根據投資銀行和相關專家估算，目前市場上已建的房地產庫存大約在20億至30億平米，極端的估算甚至去到50億平米左右，即使按庫存30億平米計算，以10億至12億平米的年需求量，就算完全沒有新供應，也要大約3年才可以完全消化。對於房地產企業來說，如果有三分之二的在建房屋沒有賣掉虛耗企業資金的話，房企資金鏈不斷裂是不可能的。

從這個角度講，政府如果不解決房地產供需失衡的問題，而僅僅着眼於給困難內房提供更多的融資，作用仍然是有限的。因為借的錢總是要還，賣不掉房子就沒錢還銀行。真正足以從根本解決房地產困局，還要靠消化內房企業過剩的在建庫存。如果可以由政府出面、或者政府低息貸款給保障房企業，收購10億平米左右的庫存，將目前內房企業手頭近30億平米的在建庫存消化一小半，或者政府承諾，在某個價錢，例如市價的7折水平，無限量收購內房庫存，類似當年德拉吉的無限制買債承諾，相信房地產市場就可以立刻見底，進入正常循環。

近日市場有消息指出，政府擬要求商業銀行擴大向困難房企的貸款，希望透過增加困難房企的融資來緩解其資金壓力。不過筆者認為，與其要求商業銀行向困難房企增加貸款，不如央行直接用長期低利率貸款收購內房庫存改為保障房。

首先，商業銀行出於風險考慮，未必會積極響應政府號召；其次商業銀行是股份制企業，承擔額外風險對社會小股東不公平；第三，就算商業銀行增加了貸款，按照前述討論，不解決供應過剩問題，貸款變成了房地產庫存，也無非是把商業銀行拖下水，不解決問題。

化解3風險 兼減供地平衡需求

而中央銀行出資收購就不存在以上的問題，首先錢是國家的，買入的資產也是用於基層保障，沒有道德風險，不存在對小股東不公平；其次土地本來就是國家的，無非是土地轉一圈又回到國家手上，將來市場好還可以再賣出去，而且土地長期升值趨勢不變，不存在壞帳風險；第三，政府主導收購過剩內房庫存後，還可以統一協調房地產政策，例如減少以後的土地供應，保障市場的正常運作和所收購的資產價值穩定。

如果一方面中央銀行提供長期低利率貸款，收購過剩房地產庫存轉為保障房；另一方面，國家又按照新的市場需求（每年10億至12億平米）調整供地計劃，再根據各地收購過剩房地產的實際數字，從計劃供地數字中扣減相應供地，以及從消減當前庫存和減少以後供地兩方面入手，相信必定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內房困難。

不管政府能否大量收購內房庫存，可能都需要考慮減少以後土地供應，因為自住為主的房屋年需求量大約僅是以前需求量的60%，將土地供應量相應調低，供求才能大致平衡。當然考慮到過去累積的未消化庫存，極端情況下，除個別需求較大的城市外，大部分地方是否可以考慮暫停賣地一、兩年，以協助消化庫存。

近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參加美國三藩市主辦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峰會，其中最重要的環節是與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會談，這是中美兩國領導人自去年11月在印尼峇里島會晤之後的首次，在當前全球政治、經濟都較為動盪的背景下，難免被高度關注。

不過從會談後各方發布的消息看，中美領袖達成的共識較為有限，在中國較為關心的經貿、科技圍堵等方面，雙方都基本維持過去的立場，有些進展的主要是在雙方軍事聯繫層面、以及合作打擊毒品方面。中美加強軍事上的直接溝通，最大的好處是可以避免意外引起的中美軍事衝突，在目前台海局勢較為緊張的情況下，中美加強溝通對雙方乃至全球形成穩定預期都是有益的。

美盟友靠攏華 習拜會起作用

雖然中美領袖會談沒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成果，卻大致符合筆者的預期，筆者在7月撰文《美步向艱難時刻與華關係有望趨穩》中，曾預判中美關係「在美國有求於中國情況下，不惡化甚至爭取有些合作已經具備了一定可行基礎」，不過由於中美之間存在一些結構性矛盾，想要雙方關係有明顯改善可能性也不大。

但只看到中美領袖會談成果有限的觀點也是不全面的，因為中美領袖會談確實起到了穩定中美關係的作用，而穩定中美關係帶來的最顯著衍生效果，就是美國的小兄弟們開始積極向中國靠攏。例如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於11月4至7日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這是近7年來首次；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與習近平上周五（17日）在美國三藩市舉行雙邊會談，顯示中日關係有回暖迹象；南韓總統尹錫悅也在APEC會場主動向習近平打招呼，兩人交談良久；之前與中國關係緊張的加拿大總理杜魯多（Justin Trudeau），也在APEC會場與習近平短暫交談，顯示兩國要保持聯繫。

不管主觀上對美國支持或反對，客觀上都要承認，美國對多數西方國家都有強大的影響力。美國確定其聯盟的前進方向，而一些西方國家則常常跑在該方向的前面。

中美領袖三藩市會談可能標誌着中美關係從前一階段的鬥爭為主，轉入到下一階段的相對穩定，當然中美關係有望進入穩定期，不是因為美國改變對中國的看法了，而是因為美國自己差不多吃完了疫情大放水的紅利，在發展經濟、降低通脹、財務可持續方面走進了死胡同，又面臨俄烏衝突的爛攤子、以巴衝突不知如何收場和明年的總統大選，拜登政府內憂外患、暫時沒工夫與中國纏鬥了。

現在中國可能面臨的外在環境是：美國因為自顧不暇，有意與中國緩和一下矛盾，不要讓中美關係牽扯美國太多的精力和資源，中國一定程度也樂觀其成。在這個背景下，先前跟着美國與中國敵對的西方國家們，也要趕快調整自己的立場，甚至要調整得更過頭一些、動作更大一些，以攫取與中國關係改善帶來的利益，加上美國加息進入尾聲，所以中國面臨的外部環境可能改善。

宏觀而言，由於外部環境的改善，中國包括香港將進入一個有利於集中精力發展經濟的時期，抓住時機，把經濟搞上去，讓經濟可以持續的好起來，用經濟發展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的國家加入中國的開放大局，讓經濟形成一個愈來愈好、愈來愈多的良性循環，才是任何敵人都無法攻破的「王道」。孔夫子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遠方的人不服氣、不願意來，不應該去打服他們，而是要練好內功，古時候是靠文化和德行，現在則是靠更活躍的經濟、更有吸引力的社會環境，吸引他們不能不來。

華須打破抑制 推動經濟熱潮

對內地而言，由於疫情以來中央政府在財政上較為謹慎，經濟的復甦一直不夠有力，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外資、民企、地方政府、消費者對前景都存有一定的顧慮。受中美博弈影響，外資對中國經濟的信心有一定動搖，出現了較多流出；民企則受房地產、科網和教培平台整頓的打擊較大，財富大量蒸發，在信心和財力上都處於低潮；地方政府則受制於債務率較高、賣地不佳、中央限制地方政府無序舉債的影響，財政上捉襟見肘，對發展經濟心有餘而力不足；消費者則受經濟前景不明朗、持有的房地產貶值、失業率較高的影響，傾向於增加預防性儲蓄而不是消費。

現在有心有力推動經濟發展的主力，除了中央政府，暫時看不到其他力量。因此，如果中央政府不打破自我抑制，在財政上做大的投入，推動一個經濟熱潮的出現，吸引其他各方力量的順勢加入，中國經濟就不易有良好的表現，就很難利用較為有利的外在環境，形成一個經濟發展和外資、民企不斷加入的良性循環，導致錯失良機。

對香港而言，由於香港本身是一個細小的開放經濟體特點，香港很難像內地那樣可以透過較大的財政投入主動塑造一個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大勢，而只能被動依賴外部市場的好轉來帶動本地經濟。但是，作為一個服務業佔主要地位的經濟體，提升服務業水準、搞好社會環境、增加香港的吸引力，才是香港發展的根本。

港種好「梧桐樹」 吸全球「金鳳凰」

中國有句老話「栽下梧桐樹引得鳳凰來」，香港要吸引全世界的「金鳳凰」，就要打造好香港的「梧桐樹」，也就是香港的服務業水準和自由、法治的社會環境。和內地相比，香港的服務業水準已經從過去的全面領先變成部分領域的落後，需要急起直追。比如說，香港「美食之都」的招牌已經有些褪色，餐飲業的服務和多元化水準已經不如較臨近的大灣區城市；隨着內地經濟轉型，「購物之都」的吸引力也大幅下降，需要探索新的方向；特區政府大力吸引的各地人才，能否為其提供滿意的居住和教育、醫療等生活環境尚需努力。

總之，要增強香港的長期競爭力，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和資源，從餐飲、購物、教育、醫療、居住、交通等各方面提供全世界一流的服務，打造香港的優質服務業競爭力，才是香港參與全球競爭的「王道」。

全球正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大變局中最重要的是增強自身實力，在變局中佔據有利位置，因此，抓住當前外部環境趨於改善的有利時機，發展經濟、提升服務水平，對於應付未來的複雜環境有重要意義。

近日筆者與上海交大新來港校友做分享，其中談到內地與香港之間存在的一些文化或習慣差異，大家都挺有興趣。因為雖然內地和香港的主要人口都是中國人，不過由於回歸前香港長期受港英當局管治，社會主流文化以西方文化為主，長期潛移默化下，兩地的文化及生活習慣還是產生了有些明顯不同，這些不同有時會導致兩地人民對於一些問題的認知產生差異，甚至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如果能客觀認識兩地文化差異，相信對於加深兩地民眾的互相理解，幫助香港盡快融入大灣區都有益處。

1.底層觀念 港愛自由內地重平等

在思維的底層觀念上，內地與香港或說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有很大不同。筆者感覺西方文化或香港民眾最重視的觀念是「自由」，雖然現在的西方主流文化經常將「民主」、「自由」放在一起，而且「民主」一般還排在「自由」的前面，不過在西方文化裏，以選舉為特徵的「民主」其實遠遠無法與「自由」相比。美國黑人遲至1965年8月6日，才透過《投票權法案》獲得完整的選舉權，才有資格履行其民主權力。而「自由」卻是始自《聖經》的東西，諾亞建方舟逃離大洪水，是對危險的逃亡自由；摩西帶領希伯來人出埃及，是對奴役的逃亡自由；近代歐洲清教徒跑到北美洲建立美國，是宗教迫害的逃亡自由。香港回歸後的許多政治爭拗，表面看有「民主」或權力爭奪的成分，其實對大多數普通市民來說，他們最不滿的地方，卻是認為有些政府決定一定程度剝奪了他們的選擇自由。

對在內地文化背景下長大的人來說，他們最重視的底層觀念卻不是「自由」而是「平等」。首先，自古以來「平等」就是中國極具歷史傳承的主流觀念，絕大多數農民起義的理想或口號都與「平等」有關，陳勝吳廣起義的口號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到北宋農民起義口號已經明確提出「均貧富、等貴賤」，不僅要在經濟上平等，在社會地位上也要平等。其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也是一個較資本主義制度更偏向平等的制度，特別是近幾十年中國推行獨生子女政策，獨生子女作為每個家庭的核心，本身對受壓制更敏感、對社會平等的訴求也更為強烈。

由於這個底層觀念的差異，內地民眾普遍對不平等、壓迫較為敏感，容易滋生「仇富」情緒，但對個人隱私保護、政府對社會各方面的介入和干預，卻容忍度較高；香港民眾則恰巧相反，注重個人隱私保護、對政府限制個人自由的法規反感，但對社會的不平等容忍度較高。

2.港「政治正確」潛規則 有別內地

在思想和輿論層面，香港表面上很強調言論自由，似乎想說甚麼都行，很自由，不犯法就沒人管。但其實同樣受西方「政治正確」的限制，香港的主流輿論中，不符合西方「政治正確」的觀點，並不那麼容易表達出來，會面對很多環境和各方面或明或暗的壓力。譬如有很長一段時間，在香港發表親中國言論，就會感受到壓力。即使是現在，面對以色列在加沙濫殺無辜婦孺，不跟西方立場、明確反對以色列也會感受到一些無形壓力。

內地情況則剛好相反，表面上政府有輿論導向，不符合輿論導向的言論可能受到限制；但實際上，民眾私下討論問題卻十分自由，基本沒有任何限制，不存在類似西方「政治正確」的無形禁區，自由度甚至比香港還大。因為「政治正確」這類的無形限制，對思想的束縛有時比有形限制更嚴重。

在「政治正確」的思維模式下，香港存在着許多被當做是理所當然的東西，譬如西方的先進性、西方理論的正確性、西方思想的普世性等，本來不一定對，但被當做理所當然後，反而失去了討論空間。

總之，西方文化影響下香港的「政治正確」與內地相當不同，有點像不能明言的潛規則，不像內地的輿論導向那麼清晰，需要時間慢慢體會。

香港是法治社會，與內地相比，法治色彩相當鮮明。大致而言，在香港生活只需要遵循各種法規就可以了，民眾對未來預期的穩定性相當強。特區政府主要依賴各種法規管治香港，而各種法規的訂立和修改又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和程序，各方利益集團可以利用時間和程序博弈，社會很難有突發的大變動，經營環境相當穩定。

3.港重法治 內地靠政策速應變

相對而言，內地雖然愈來愈強調法治，不過政策的影響仍然很大。各地政府、各部委，隨時可能推出各種市場預期不到的政策，對經營環境造成很大的衝擊。例如2021年政府整頓房地產、科網平台和教培平台，市場普遍沒有預期到政策環境的突然轉變，造成投資者因為政策突變產生了很大損失，對投資者對前景形成穩定預期不利。

不過，香港重法治的特徵造成應變上不如內地快速，譬如新冠疫情期間，內地在醫療資源不足的情況下，主要靠政策的快速應變，很好地度過了危機。而醫療資源更豐富的香港，卻礙於法規、社會管理體係等方面的限制，整體抗疫效果不如內地。

4.港做事講程序 內地聚焦結果

做事重程序或說「程序導向」也是香港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色之一，在這種文化下，做事人主要關注的是程序，是按程序該辦的事辦了沒有，辦了就萬事大吉，沒辦就要趕快辦，至於程序的目的何在，整件事最後辦得怎麼樣等，做事人常常認為與自己無關、一般也就未必關心了。

這種做法的好處是不會因為忽略程序把事情辦糟了，符合「程序正義」；壞處是有時候雖然程序全對，事情卻沒有辦好，徒有程序正確的外形，失去了程序本來是為了目的服務的意義，有點本末倒置。

內地文化與香港不同，不重程序而重結果，有鮮明的「目標導向」特色，凡事先問目的，以達成目的為主要考量。好處是實用性強，效率比較高；壞處是有時候忽略應有的程序，帶來不必要的風險。

5.內地愛走捷徑 港辦事跟指引

凡事喜歡找關係、走捷徑是內地的普遍現象，即使有相關規定，辦事好像不找關係還是會覺得心裏不踏實，這點內地和香港頗為不同。

香港是比較成熟的法治社會，一般民眾守法的意識都相當強，一般辦事都是跟指引，各個機構一般也都是跟指引辦事，找不找關係分別不大，該走的程序一般並不會因為找了關係而減少，該花的時間也不會因為有關係而縮短。

筆者並非文化比較專家，以上感受難免不夠全面、系統，在此拋磚引玉希望有助於加深兩地互相了解。

雖然疫情以來中國經濟面對一定壓力，一些悲觀論者也對前途失去了信心，但在筆者看來，壓力不過是暫時的曲折，光明並非遙不可及，中國在不遠的將來趕上甚至超越美國，絲毫不是幻想，而是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當然，筆者對中國前途的信心與哲學認識有關，這裏不詳細討論。

疫情以來中國經濟受壓和美國經濟強勁的不同表現，並不能說明美國經濟前景較中國更為明朗，而主要是雙方政策路徑選擇的不同所造成。美國選擇了打開印鈔機，向經濟和居民單位注入了天量資金，使得社會消費需求旺盛，直接推動了經濟走強；而中國選擇了相對保守的財政政策，既未向居民注入資金，也收緊了地方政府的財政開支，初期希望用「誰家的孩子誰抱走」（就是中央政府不幫地方政府解決財政困難）的辦法，逼地方政府改善負債過高的痼疾。等於在民間需求尚未恢復的時候，又對地方政府採取了收縮性政策，結果收縮性的政策遏抑了需求，導致政府刺激需求的努力效果欠佳，而需求不足、企業經營困難又進一步導致對經濟前景的預期惡化、信心下降，使得經濟進入屢扶不起的怪圈。

美大放水刺激 惟結構問題難解

雖然暫時來看美國的「大放水」政策對刺激經濟帶來了不錯的效果，但是長遠而言，美國的「大放水」卻進一步惡化了其財政狀況，製造了更嚴重的結構性問題。簡單講中美對比，中國的困難主要是政策選擇造成的，只要中央政府願意改變收縮性政策為擴張性政策，經濟困難就有望迎刃而解；而美國的困難，更多的卻是結構性困難，政府將深陷在美元霸權、財政可持續、經濟發展的困局中難以自拔。

因為美元霸權、財政永續與發展經濟這3個目標互相矛盾、難以兼顧。維持美元霸權需要穩定全球對美元的信心，其基礎是美國的財政永續。而財政可持續需要抑制美國國債的無序增長，否則無序增長的美國國債必然會帶來兩個難題，要麼是融資困難，國債供應太多、其他國家信心下降令買家不足、推高國債息率、打擊美國經濟成長；要麼是靠聯儲局會印鈔買債解決買家不足的問題，但是無限印鈔又會造成通脹失控後果，動搖投資人對美元的信心，打擊甚至瓦解美元霸權。而一旦要抑制國債成長、增加財政的可持續性，就意味着美國政府要削減開支。不要說對外援助，就是對內的開支可能都需要削減，因為根據美國剛結束的2023年財年數據，僅衞生和公共開支、社保、軍費和利息的總額已經超過了5萬億美元，而聯邦政府的淨收入僅約4.44萬億美元，連國內的準剛性支出都無法涵蓋。削減政府開支又必然損害經濟發展，令經濟放緩甚至衰退。

目前這個難以兼顧的困局已開始有所表現，美國已經顯露出一些國債供應過多推高息率、影響經濟發展的問題，接下來俄烏衝突、以巴衝突都需要美國的援助，而美國國會共和黨強硬派的堅持，勢必令增加開支在國會獲得通過的機會大減，美國正面臨一個內外矛盾同步加劇的局面，不管政策如何選擇都很難避免矛盾的逐步爆發。

中國經濟雖然在政府前一段時間政策選擇傾向保守的情況下表現一般，但近來政府政策已經出現了一些對症下藥的積極變化，令經濟全面好轉的機會大增。

回顧疫情以來中國經濟的表現，房地產市場的遲遲無法改善對經濟威脅最大，具體來說，房地產熊市大致從3個路徑影響經濟。首先是房地產價格的大幅下跌，消滅了大量家庭財富，惡化了家庭財務狀況，損害了居民消費信心，造成了部分類似日本「資產負債表衰退」的負面影響；其次是房地產行業的資金鏈斷裂，拖累了上下游行業，透過債務鏈的傳染不斷將更多的正常企業拖進債務深淵，持續放大其負面效應；第三是房地產不景氣影響地方政府賣地收入，在中央政府限制地方政府無序借貸的情況下，土地拍賣收入的大降極大地惡化了地方政府財政狀況，令地方政府跌入債務深淵，不僅不能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正面因素，反而像危機房企一樣，由於無法兌付欠債，影響大量企業的正常經營，拖累經濟成長。

華對症下藥 冀扭內房地方債困局

房地產熊市和中央政府對借貸的限制，造成了地方政府的財政危機爆發，地方政府和內房企業的債務危機又一起構成了中國推動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由於房地產和地方政府在中國經濟中所佔的份額龐大，這兩個部分無法正常運作的結果，就是經濟始終無法真正、持續好轉。

也許是出於對「一放就亂」的擔心，本輪中央政府的救市措施一直較為克制，救市政策呈現出力度不大、多批次、以緩解症狀為主的特徵，大概是希望用「扶而不舉」的方式，靠經濟自身的韌性度過困難，但是截止到目前，這種以緩解症狀為主的救市方式看來效果有限，以對經濟拖累最大的房地產行業為例，債務危機不僅沒有緩解，反而還在加劇、蔓延，對經濟的負面影響還在擴大。

不過，中央政府可能已經意識到過去救市方式的不足，近期出台的新政策，開始有意識地針對困擾經濟最嚴重的房地產和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問題，「對症下藥」解決問題。

目前房地產產業困難的本質就是供應過剩，就是泡沫爆破後的新需求，已經無法消化按過往需求建立起來的舊庫存，政府不想辦法協助消化這些過剩庫存，房地產市場就會長期無法正常運作、拖累經濟增長。

政策力度未明 有效落實考工夫

近期，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的《關於規劃建設保障性住房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商品住房庫存大的城市，可改建或收購存量商品住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盤活閒置土地和房屋，避免重複建設造成浪費。」如果該意見能夠盡快大力實施，必將迅速、有效改善內房行業供應過剩的現狀，徹底扭轉房地產的悲觀局面。

針對地方政府的財政緊張狀況，中央政府除正制定一攬子化債方案外，最近突破過往習慣的3%年赤字上限，增發了1萬億人民幣國債給地方政府使用，另外也授權國務院將2024年的新增加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的60%以內，提前下達至今年使用，總金額約2.7萬億元人民幣，料將大幅緩解地方政府財政困難。

由政府出面收購過剩商品房改為保障房，一攬子化解地方政府債務，可從根本解決困擾當前經濟的主要障礙，令經濟全面好轉。不過由於政策實施的力度和速度尚不明確，能否達到預期目的存在一些不確定性。

自今年初與內地全面通關「復常」以來，香港社會出現了明顯熾熱的「消費北移」現象，大量市民在假日北上內地消費。譬如剛過去的重陽節假期，據媒體報道，約有86.1萬人次北上，而內地來港旅客僅25.2萬人次，北上人次大約是南下的3.4倍，雖然內地不放重陽節可能對訪港人次有影響，但對北上消費熾熱的方向影響有限。經過通關以來大半年的時間檢驗，看來這個「消費北移」現象大概不是偶然或短期現象，而是表現出一定的趨勢性和穩定性。

與這個「消費北移」現象同時發生的，則是內地訪港旅客的人次和消費力出現下降。坊間的主流說法是內地訪港旅客的消費模式改變，大量旅客的消費模式從以前的「購物遊」改為現在的打卡式「深度遊」，消費減少。本地消費力北上和內地客南下的消費力減弱同時發生，對香港經濟不是甚麼好事，因為按照金管局的數據，今年第二季私人消費佔本地GDP比重約為73.8%，即本地消費對香港經濟的興衰有決定性影響，本地消費減弱恐影響香港經濟復甦。

內地品質提升港停滯 消費北移

從一般香港市民和內地遊客的回饋看，導致「消費北移」和內地客南下消費減弱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內地休閒服務業的品質提升，性價比高；二是香港本地服務業的停滯不前甚至退步，令吸引力下降。

近幾年來，在中國政府推動經濟轉向高品質發展過程中，內地以電動車、鋰電池、光伏電池為代表的創新科技「新三樣」飛速發展，固然令人印象深刻。但服務業的長足進步同樣不容忽視，實際上，內地休閒服務業的快速演進，已經在長居內地的外國人圈子裏引起巨大反響，不少外國人以內地休閒生活為主題錄製的短視頻走紅網絡，影響很大。

疫情3年封鎖，使內地與香港民眾被迫暫停來往，香港市民對內地的印象大多停留在3年前，一旦通關後發現內地服務業的巨大進步，產品和服務質量的大幅提升，對個人的衝擊相當巨大，這種衝擊可能也是造成北上消費熱潮的短期因素。

但歸根究柢，香港市民之所以熱衷北上消費，內地服務業品質的提升才是根本原因。根據筆者朋友圈的草根調查，這次北上消費熱潮中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一些以前認為內地產品或者服務品質不夠理想而基本不會北上消費的香港市民，現在也成了北上消費的擁躉，而且據他們回饋，不光他們不再認為內地的產品和服務品質不如香港，反而倒過來，認為香港的服務業老化，產品和服務的品質已經不如內地，更不必說二者價格上的巨大差距。

一位常來往內地與香港的朋友談到，「若干年前來香港時，感覺香港城市整潔有秩序、的士乾淨守規矩、餐廳餐具枱布乾淨企理、服務人員周到熱情、食物新鮮做工精細品質好，當時的內地沒有一樣比得上。可是，現在香港城市衞生退步了、的士常見破破爛爛、餐廳餐具枱布經常看到不乾淨、服務人員中老年居多，而且服務態度相當一般、食物的品質也常常以應付為主，很多方面已經不如內地，所以很多內地朋友都不像當年那樣熱衷來港。」

內地餐飲規模化 優秀品牌崛起

美食至今仍是香港的招牌，對遊客有巨大吸引力，但近年來，香港的餐飲業也有些停滯不前。與內地相比，香港的餐飲業近年來整體而言變化不大，甚至因為人手不足等客觀原因，可能在有些方面還有退步。但是，內地的進步卻是有目共睹，普遍而言，內地餐飲業大多在向標準化、品牌化、規模化方向演進，崛起了一大批品質好、有特色、有品牌的優秀餐飲，能吸引挑剔的港人北上消費，這些品牌餐飲功不可沒，在提升港人消費信心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各種當地特色餐飲品種豐富，例如隨便一個大灣區的城市，都很容易見到諸如四川菜、湖南菜、東北菜、西北菜、各種特色菜或者以某種食材或做法為主的專門店等，即使是最常見的廣式大酒樓，也與香港盡量多擺枱、影響食客體驗的做法有顯著區別，筆者就見過將內部裝修搞得像旅遊景點的大酒樓，體驗相當新鮮，難怪可以客似雲來。

「鯰魚效應」 補足港短板促進步

餐飲業只是內地服務業大幅進步的一個側面，還有很多的其他行業同樣進步巨大。相較之下，香港服務業的進步就顯得不夠快，中國有句老話：「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在香港服務業自身進步動力有限的情況下，可不可以適當引進一些優秀的內地服務企業到香港，豐富香港的優質服務產品綫，也讓這些優秀內地服務企業在香港發揮「鯰魚效應」（Catfish Effect，即透過引入強者，激發弱者變強的一種效應），好像內地引進特斯拉（TESLA）推動內地電動車發展一樣，刺激香港服務業的整體進步。

特區政府已經大張旗鼓地在全球「搶企業」、「搶人才」，政府先前公布已經引進了30家創新科技企業。創新科技很重要毋庸置疑，但是香港作為一個傳統服務業相當發達的城市，如果不能維持服務業的高水準，對香港的長遠發展不利。

因此，適當引進大陸優良的服務企業，補足香港的短板，刺激香港服務業的進步，對香港整體發展有利。以餐飲業為例，香港雖然號稱美食之都，但香港的美食長久以來都存在一定局限，就中餐而言，香港主要集中在粵菜，其他內地菜系的餐廳不多，規模不大、品質也不是最高，缺乏代表性。

是否可以藉用特區政府發展北部都會區的機會，撥出一塊土地，由特區政府與一些服務業做得比較好、特色鮮明的內地省市牽頭，建立類似美食休閒城或者美食文化城之類的場所，政府給予一些優惠條件，由商業機構負責運營，選擇一些內地最優秀、最具特色的餐飲和其他休閒服務引進香港，既可以展示各地的飲食、文化特色，也可以豐富香港的餐飲、服務品種，提升香港美食的美食之都形象，推動香港服務業的進步。

助內地省市面向國際 互利共贏

相信優秀內地服務企業的引入，不光可以增加香港對國際遊客的吸引力，讓他們在香港就可以享受到中國最優秀的餐飲、文化服務，而且對內地來港遊客同樣有巨大吸引力，因為全國各地最高水準餐飲、文化服務，不是那麼容易找到的。對參與的內地省市來說，由於香港是個國際都會，接觸面很廣，推出一些優秀企業進駐香港，可以起到很好的宣傳作用，成為內地省市面向國際的名片。

香港以優惠條件引進內地優秀服務企業，共同擦亮美食之都的招牌，既可以豐富香港的服務品種、提升香港的服務品質、推動香港的服務業進步，又可以為內地省市提供向世界展示特色的平台，可以一舉兩得、互利共贏，值得考慮。

歷經千辛萬苦出任美國眾議院議長的麥卡錫（Kevin McCarthy）被罷免，因為他沒能堅持共和黨極端保守派的強硬削減政府開支立場，與民主黨妥協通過了「為期45天的支出法案」；好不容易產生的共和黨議長候選人喬丹（James Jim Jordan），經過3輪投票，愈投反對者愈多，最後被共和黨眾議員在閉門會議中，投票取消了其議長候選人提名。接下來，不要說選議長，就連議長候選人都還未落實。美國國會近日上演的這齣「議長選舉與罷免鬧劇」，正折射出美國國內政治矛盾愈來愈尖銳、愈來愈難以調和的困境。

議長選舉鬧劇 政治矛盾難調和

從政治光譜上看，麥卡錫屬於顧全大局的保守派，不過在極端保守派眼中，顧全大局的意思實際上代表着政治上不堅定，代表着可能會妥協。因此，在今年1月的眾議院議長的選舉中，麥卡錫經過15輪艱難投票，並靠着與共和黨極端保守派的交易才最終成功當選議長，創造了近164年以來美國國會的新紀錄。

然而，所謂「成也蕭何敗蕭何」，歷史的規律有時候就是這麼讓人啼笑皆非，麥卡錫當初為了獲得共和黨強硬派的支持，同意允許只要有1名議員對他的立法政策或管理眾議院的方式不滿，就可以推動提前舉行內部選舉，從而罷黜議長。現在他自食其果，因為佛羅裏達州共和黨眾議員蓋茨（Matt Gaetz）的「罷黜動議（motion to vacate）」被通過，而被迫黯然下台。

照理，國會通過支出法案，不是天經地義的嗎？因為美國的財政年度是到每年的9月底，因此進入10月，如果國會不通過任何支出法案，政府就無錢運作，只能關門。而社會的正常有序運作有賴於政府的正常工作，所以，國會不通過支出法案顯然是不行的，有違國會的基本責任。

但是，就是這麼一個本應通過的法案竟然引起了軒然大波，導致了經過千辛萬苦才獲得議長職位的麥卡錫黯然去職和現在的議長難產，看起來，民主黨和共和黨最尖銳對立、水火不容的地方，就是如何處理美國的財赤。而在共和黨強硬派眼中，麥卡錫正是在這個共和黨最重視的原則問題上和了稀泥，與民主黨妥協、失去了原則。

麥卡錫的第一宗罪就是為了避免美國政府關門，與總統拜登（Joe Biden）達成了暫時提高債務上限安排，將債務上限問題推遲至2025年初，對此，共和黨眾議員古德（Bob Good）說：「我們很多人都乞求過議長，一再懇請議長把債務上限當作槓桿，來推動削減支出和改革，然而，他卻談判達成了無限制的提高債務上限。」

麥卡錫的第二宗罪則是再次為了避免美國政府關門，推動通過「為期45天的支出法案」。雖然在通過的法案中，民主黨也稍微讓步，同意將援助烏克蘭的資金從法案中剔除。但是在共和黨看來，麥卡錫完全沒有能力壓迫民主黨消減開支。對此，動議罷免麥卡錫的蓋茨說：「我不認為投票反對麥卡錫是混亂，我認為33萬億美元的債務是混亂，我認為面對2.2萬億美元的年度赤字是混亂，我認為不通過單一主題的支出法案是混亂。」

麥卡錫把蓋茲動議罷免他看做個人恩怨，他說：「你們都知道這是公報私仇，跟開支預算一點關係都沒有。」麥卡錫又稱蓋茲因眾議院針對其道德調查，而對他懷有個人恩怨。

麥卡錫「兩宗罪」 豈止個人恩怨

如果這起麥卡錫遭罷免事件真如其所說是出於個人恩怨，或者是完全出於黨爭，反而可能是好事，代表着美國兩黨的政治對立雖然嚴重但還可能有交易、緩和的餘地。更麻煩的是，如果兩黨對立是因為各自堅持自己理念而無法妥協，這才是最可怕。因為堅持理念和原則的人，才是最不容易妥協的。

客觀而言，麥卡錫為了政府不關門，而放棄共和黨強硬派的立場，是一個議長顧全大局的表現，符合美國的短期利益，對國家有功無過。

但是共和黨強硬派的意見也不是沒有道理，如同蓋茲所說，33萬億美元的天量國債加上每年2.2萬億美元的赤字，如果再加上聯儲局大幅加息後急升的國債利息，必定將國債規模愈滾愈大，政府不限制開支的話，寅吃卯糧吃到極限的話，美國財政崩潰遲早必定發生，屆時大概率財政崩潰將伴隨美元霸權的終結，嚴重打擊美國國家利益。共和黨強硬派希望盡早縮減政府開支，以免或盡量延後最惡劣的情況發生，其實是相對負責任的做法。

然而當前民主黨不理財赤力谷經濟的做法，也不是沒有邏輯。民主黨並不是不知道一味滾大財赤的做法最終要出問題，其「大花筒」經濟政策背後可能主要有兩個考量，一是不大量印鈔、放任赤字增長的話，不用等到將來，現在經濟就有很大可能出問題，既然現在就要出問題，那還是先顧眼前，將來的事情將來再說。畢竟民主黨還想選舉連任，沒理由倒自己的米；二是可能有以拖待變的想法，譬如像現在這樣，一面印鈔頂住自己的經濟，一面呼朋喚友打壓、圍堵中國，同時也利用烏克蘭打擊俄羅斯，不管是打敗中國還是俄羅斯，都會有勝利果實可以收取，說不定可以解決美國自身的困難。

兩黨堅持各自「藥方」 僵局難破

在某種程度上，麥卡錫、民主黨和共和黨強硬派的經濟邏輯都是說得通的，很難說誰的策略錯誤。共和黨強硬派的藥方類似「長痛不如短痛」，希望用短期的痛苦換來長期的可持續；民主黨的藥方大概是「長痛短痛不如不痛」，先打強心針頂住短痛，然後利用自己的優勢去打擊對手，希望把對手打垮獲得勝利果實來解決財政失衡。如果比較起來，共和黨的藥方會有短痛，不過確定性高；民主黨的藥方可能無痛，但一定程度要靠碰運氣。

正是因為民主黨和共和黨各自都有一些道理，以及掌握了部分真理，難言高下，因此未來雙方惡鬥、政治陷入僵局的可能性較以往大大提高。面對國債愈來愈大的現狀，共和黨強硬派的讓步空間將愈來愈小，態度也會愈來愈硬。

共和黨強硬派的不妥協已經令到眾議院議長難產，如果眾議院不批准新法案的話，美國政府到11月17日又會無錢運作。而且，近日的巴以衝突促使拜登政府宣布了一項高達1,000億美元的援助以色列、烏克蘭計劃，更加大了美國的財政壓力，有可能激起共和黨強硬派的更劇烈反彈，增加美國國會和政府陷入癱瘓的機會。

「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見面留一綫，日後好相見」、「得饒人處且饒人」、不要「趕狗入窮巷」等等，中國民間有許多這類的俗語，屬於典型的中國智慧，主張對人對事不要趕盡殺絕，要有時想無時，給自己和別人都留條後路，不要將人逼到絕路，然後玉石俱焚，造成大家都不想見到的結果。

1962年，印度出於對國際和中國形勢的錯誤判斷，推行「南進」政策，不斷蠶食中國領土，不留餘地、自己把路走絕了。中國政府初時從大局考慮，盡力避免與印度發生衝突，解放軍甚至主動單方面從實際控制綫後退20公里。但是中國的克制並沒有得到印度的理解和回報，印度錯將中國的克制當做軟弱，反而變本加厲乘機加緊入侵中國領土。

對於印度的謎之操作，毛澤東主席困惑不已，他在討論印度入侵的中央會議上說出了那句廣為人知的名言：「我想了十天十夜，總想不通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時任印度總理）為甚麼要來搞我們。」直到開戰前，他還在問軍委領導「他尼赫魯真想打仗啊？」

昔中印邊境戰爭 華勝卻後撤

印度的不知進退終於招來了中國的雷霆之怒，自1962年10月20日始，解放軍進行了為時1個月的自衞反擊作戰，一舉殲滅印軍3個旅（第7旅、第62旅、炮兵第4旅），基本殲滅印軍3個旅（第112旅、第48旅、第65旅），另殲滅印軍第5旅、第67旅、第114旅、第129旅各一部，斃傷印軍第62旅旅長霍希爾．辛格準將以下4,885人，俘印軍第7旅旅長季．普．達爾維準將以下3,968人。當時，解放軍的前鋒距離印度首都新德里僅300公里，時任美國駐印大使在日記中寫道，「這一天在新德里出現了極度的驚恐，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公眾士氣的瓦解。到處都是恐懼的流言，甚至有人說中國將派一支傘兵進攻首都。」他總結道：「印度這個國家正在瓦解。」

然而就是在這樣大勝的情況下，中國卻做出了一個令世界大吃一驚的舉動。1962年11月21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宣布中國邊防部隊在中印邊境全綫停火、後撤。12月1日至1963年3月1日，解放軍後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雙方實際控制綫中國一側20公里以北地區。隨後，中國政府又向印度政府交還了繳獲的大批裝備，釋放了3,900多名被俘官兵。

西方國家普遍不理解中國的舉動，在他們的文化裏，哪裏有打了勝仗，還要把佔領的土地交回去的道理。可是，就是中國政府這看似不近常理、自我抑制的行動，卻為中印邊境贏得了超過60年的基本和平。

一定程度上，今天巴勒斯坦、以色列之間解不開的死結，也可以說源自邊界糾紛。1947年聯合國大會181號決議，通過了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猶太國和阿拉伯國的決定，其中猶太國佔57%的土地，阿拉伯國佔43%的土地。不過，當時人口較多並是巴勒斯坦事實主人的阿拉伯人，不接受人口較少的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國，並佔有更多的土地，試圖用武力解決問題，於是中東的阿拉伯國家主動聯合，對剛剛建國的以色列發動軍事打擊。

以巴不妥協 仇恨愈大愈難解

但是戰爭的結果並不如阿拉伯人所想，在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支持下，以色列取得戰爭的勝利並佔領了更多的土地。特別是1967年的6日戰爭後，以色列更加擴大了對巴勒斯坦土地的佔領，並在歷次戰爭勝利的基礎上，通過不斷擴大佔領區蠶食巴勒斯坦的土地，陸續吞併了東耶路撒冷、敘利亞的戈蘭高地等，持續擠壓阿拉伯人的生存空間。

巴以幾十年的鬥爭史，簡單講大概就是一部「冤冤相報」的歷史，雙方今天你殺我，明天我殺你，從各自的立場看，都有不妥協的理由。可是，雙方不妥協的結果，卻是人愈殺愈多，仇恨愈結愈大，問題愈來愈難解決。

今年10月7日，以消滅以色列為己任的哈馬斯（伊斯蘭抵抗運動），又向以色列發動了近幾十年最大規模攻擊，哈馬斯聲稱在20分鐘內發射了5,000枚火箭，並通過各種手段滲透到以色列進行攻擊。截至上周一（16日），雙方已經有超過4,200人在衝突中死亡，以色列遭受了近年來最慘重的損失。惱羞成怒的以色列誓言報復，在大規模空襲哈馬斯的藏身地加沙地帶後，又動員了30多萬預備役部隊，準備從地面進攻加沙地帶。

加沙地帶是一片僅365平方公里的狹小地區，2022年底人口接近240萬，相當密集。如果以色列為打擊哈馬斯從地面進攻的話，勢必造成大量無辜的民眾和婦女、兒童死亡，帶來人道災難，製造更多仇恨，必定遭到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反對。事實上，現在已經有很多國家認為以色列的狂轟濫炸、斷水斷電是過度防衞、濫殺無辜。

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以暴易暴」策略看來已經走進死胡同，完全沒有出路。以色列希望用加倍的打擊嚇阻巴勒斯坦人的反抗，事實證明此路不通。過去每次巴勒斯坦人攻擊以色列後，以色列都會加倍報復，可是巴勒斯坦人對加倍報復的回應，卻是更多、更大規模的攻擊。本次哈馬斯的大規模攻擊，迫使以色列自1973年以來，首次宣布進入「戰爭狀態」，足以證明以色列「以暴易暴」策略的結果，不光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令衝突升溫、擴大。

和平共存不易 惟對雙方有利

中國政府中東問題特使翟雋表示，「中方一貫認為，武力從來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武力也解決不了問題，以暴易暴只會陷入冤冤相報的惡性循環，給政治解決製造更多障礙，惟有盡快停火止暴，推動局勢降溫，才能給政治解決創造必要條件。」

翟特使的話，雖然乍一聽有點老生常談，實際充滿了「退一步海闊天空」的中國智慧，闡述了在巴以雙方那種互相仇視、不共戴天的單向思維外，還有一條和平共存的路。雖然這條路不容易走，需要雙方都放棄「獨贏」心態，特別是強者佔上風時更要自我抑制，不一定符合巴以人民的文化傳統，但是從中國的歷史經驗來看，這是一條對雙方都最有利的路，即使強者暫時看似放棄了一些勝利果實，長期來看，和平的結果最終對強者也是有利的。

「感覺香港商場裏人少了，餐廳也沒有以前熱鬧，好像冷清了很多。」一個久未來港的朋友見面聊天時說。「內地比香港如何？」我問他，「也不太好，前不久我去我家附近一個賣工藝品的專業市場，幾十萬平米的市場，沒見多少客人，比以前差遠了。」他回答。

「房地產市場有些好轉嗎？政府最近出台了不少放鬆政策。」我繼續問；「沒見甚麼起色，一般的市民基本都對買房沒啥興趣了。」他說。

一般人對經濟的體感偏冷，這恐怕是一個普遍現象，政府發布的宏觀經濟資料則相對要樂觀一些，例如中秋國慶的旅遊消費資料都較預期為好；9月反映通貨膨脹的指數CPI和反映工業生產者的出廠價格指數PPI雖然同比持平和下降，但同上月比都略有上升，說明需求略有改善；進出口資料也是同比略有下降，不過如果剔除節假日影響，還略有上升。

美續遏華 外資流走民企謹慎

然而盡管宏觀經濟資料較一般人的感受為佳，但經濟形勢離開較好復甦仍有相當距離，需求不足、信心低迷的情況並沒有明顯好轉，還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投資、出口和消費都遇到一些問題，出口受美西方打壓、以及美西方內部高通脹影響，前景不明朗；投資面臨民企信心不足、普遍躺平的問題；消費則受資產價格下跌、經濟壓力較大的影響，表現出一定的消費降級現象。

從宏觀角度觀察，政府刺激經濟效果不夠明顯，直接的原因大概是：受地緣政治影響，外資外流增加。因為美國為了打擊中國經濟，從政治、政策到輿論都在強迫、鼓勵和誘導資金離開中國，例如推動產業鏈外移，宣傳中國不可投資等等，雖然中國政府也在大力鼓勵外資，部分外資也未必願意跟隨美國的指揮棒跳舞，但總體來看，美國的強迫和誘導還是有一定作用的，外資總體對投資中國較前謹慎。

外資的情況轉差，民企也較謹慎。自政府2021年整頓房地產、科網平台和教培平台以來，相當多民企受到較大打擊，財富蒸發相當嚴重。以香港股市為例，據港交所資料，21年港股總市值最高約為58.7萬億港幣，而至2023年6月底，總市值僅約33.9萬億港幣，蒸發接近25萬億，佔總市值比例超過40%，所以一定程度可以說，香港上市公司和各類投資者等，大約有40%的財富被消滅。一般而言，民企是這輪資產大蒸發的主要受害者，平均40%的財富消滅，對很多民企來說，實際損失要遠高於40%，比如內房板塊，普遍內房企業股價和其發行的美元債價跌幅超過90%，很多內房投資者的財富十不存一，非常慘烈。

須激活市場 營造可賺錢環境

經過這樣嚴酷的財富消失打擊，指望多數民企還像過去經濟較為活躍時那樣，政府一出政策就積極回應顯然不大現實，膽量已經沒有了。現在的實際情況是，很多民企老闆普遍選擇躺平，失去了冒險、積極進取的勇氣。當然，在財富大蒸發之下，手頭沒錢也是造成勇氣不足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剩下的錢已經不多了，不敢再輸了。

外資流走，民企躺平，過去發展經濟的主力之一地方政府，在房地產低迷、賣地困難的背景下，也是自顧不暇。在最富庶的珠三角地區，一些地方的公務員已經有一段時間四折支薪了，還要倒追幾年的獎金。可以想見，連工資都無法足額發放的地方政府，還有多大的財力和資源可以投入到經濟發展中去。

如果曾經的發展經濟主力地方政府、民企、外資都一起躺平或無所作為，要想經濟能有較好的表現自然困難重重。因此，必需要想辦法重新鼓足它們的勇氣，幫他們卸掉包袱，然後共同努力，才能推動經濟有較理想的發展。

可是，要怎麼做才能再次鼓起它們的勇氣，讓它們再次積極投入到經濟發展中去呢？較有效的辦法恐怕是對症下藥，針對性地解除它們的限制或顧慮，才可能取得較好的效果。

地方政府的主要約束是財政約束，地賣不出，沒錢了，所以無法投入資源發展經濟；民企的信心和財富都有問題，不過民企的信心問題實際也是財富問題，因為財富蒸發了導致沒信心，如果能賺到錢，財富可以恢復增長，信心自然就會有較好恢復；外資則有兩面性，一是一定程度受地緣政治和美國的干擾影響；二是資本的逐利性決定了只要中國市場可以賺到錢，外資一定會不理政治干擾而重投中國，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規律。

要想解決財政約束和營造一個可以賺到錢的市場環境，在中國現在的情勢下，都需要錢。不重組地方政府債務和讓房地產市場恢復流動性，地方政府的財政約束就很難消除，也就無法積極參與經濟建設；不解決資產市場面臨的沉重壓力，投入資金形成一個有賺錢機會的健康市場，就無法吸引民企和外資的積極投入。

中央財政資金 對症下藥3路徑

由於目前中國唯一有能力進行重大資金投入的主體只有中央財政，因此，中央財政是否大量投入資金是短期能否啟動上述幾個經濟發展重要力量的關鍵。只要中央財政大規模投入，不管投向哪裏，都會對經濟產生一定正面效果，當然，投入路徑不同帶來的效果也會存在差異。

目前市場提及的中央財政投入資金路徑主要有三條：一是成立平准基金買入股票；二是投入長期資金買入內房過剩房地產，將之轉為保障房，打通房地產的淤堵狀態；三是重組地方政府債務，恢復地方政府活力。

三條路徑的效果可以分為兩類，第一條路徑可以即時起到提振市場信心的作用，並通過活躍資本市場以及資本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改善經濟的基本面；第二和第三條路徑則是通過打通困擾經濟的債務鏈條，改善經濟的基本面，並在基本面改善的基礎上進而改善市場信心。

從經濟邏輯看，通過改善經濟的基本面，進而改善市場信心，邏輯更通順、實現的確定性更高；而通過提振市場信心，進而改善經濟的基本面，在實現的時間和效果上，存在一些不確定性，相比較而言，第二第三條路徑可能較第一條路徑的費效比（投入費用和產出效益的比值）更高。

但是不管怎麼說，宏觀而言，困擾經濟的核心問題就是「無錢」，只要中央財政肯大量投入資金，即使有點路徑偏差，都是對症下藥